此后，阮玲玉找到了罗明信，请他为张达民安排个职务。罗明信对张达民并不了解，但看在阮玲玉的面子上，不便拒绝，于是，把张达民安排到光华戏院当经理，月薪120元。
阮玲玉听后连声致谢。她想，对张达民这种一无所长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职务了，而巨月薪可谓不低，公司的一般演员每个月才几十元的薪水。
当天下班回家，阮玲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张达民，张听了之后，也显得很高兴。于是，张达民当上了戏院经理，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正经工作。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是有了一段稍微平静的时日。她暗自庆幸，没有像胡蝶那样备受法庭和小报的折磨。但阮玲玉始终关注着这场被报纸称为“雪蝶解约案”的诉讼，对胡蝶能否咬紧牙关挺过来也十分担忧。两人毕竟是很要好的朋友。
阮玲玉曾专程登门去看望过胡蝶，胡蝶与她谈起这桩恼人的诉讼来颇有悔意——不是懊悔与林雪怀解约，而是悔不该采用打官司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胡蝶谈起了在法庭上的尴尬和对小报记者的怨恨，真是满腹苦水。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选择了这一方式，也只有奉陪到底了。胡蝶的韧劲儿令阮玲玉很是佩服，她真不能想象若换了自己该如何应付。当传来一审的判决结果时，阮玲玉也为胡蝶松了一口气。
1931年12月2日，历时一年之久且为各报炒得滚烫的“雪蝶解约案”算尘埃落定。胡蝶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给阮玲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构成了她日后视打官司为畏途的一个原因。
从1929年底到1931年底这两年时间里，阮玲玉共为“联华”主演了六部影片。就影片的思想艺术品位和她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已没有哪一位影星可以比得上她，她也由此而走向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
正当阮玲玉踌躇满志，要在影坛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东三省即沦入敌手。
翌年初，“—·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战火使电影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联华”的损失尤为惨重，设于闸北的“联华四厂”完全毁于战火，营业额锐减。
此时，阮玲玉正在香港，她是与罗明佑、黎民伟、林楚楚等为避“—·二八”的战火而去香港的。张达民和女儿小玉与她同行，阮母因家中无人照看不放心而坚持留在了上海。
黎民伟夫妇盛邀阮玲玉和张达民与他们同住，他们特地把房子的整个二楼让给了阮玲玉和张达民。在林楚楚的热情陪同下，阮玲玉再次见到“联华”董事长英籍贵族何东爵士。在何东爵士的建议下，阮玲玉做了他的gān女儿。
阮玲玉在香港呆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便去了澳门，在那里，她一住就是四个多月。
上海的战事稍趋平息后，阮玲玉就执意要返回上海。她人虽在港澳，上海的局势却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她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人民踊跃劳军的动人情景后，深悔自己在危难之时避走港澳，没能和同事们一起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出力，因此，她决定尽快返回上海。
但张达民对港澳生活太流连忘返了，当阮玲玉提出要回上海时，张达民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
“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想走。”
阮玲玉思考了一会儿后说：
“你既然喜欢这儿，在此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只是你若长时间不回去的话，你在光华戏院的位置可保不住了。”
“何东爵士不是认你做了gān女儿吗，你何不找他为我在香港找个事做?他在香港名气大得很，为我介绍个工作还不是小事一桩。”
于是，阮玲玉在向何东辞行时，婉转地提出为张达民介绍一份工作的请求，何东满口答应下来。不久，张达民正式辞去光华剧院经理一职，由何东出面安排，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
1932年4月，阮玲玉带着女儿小玉回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的战火已告熄灭。创建仅两年的“联华”此时已面临着重重困难。随着“联华四厂”毁于pào火，“联华”内部也发生了分裂，huáng漪磋首先脱离“联华”，自组了一家艺联公司。盛极一时的“联华歌舞班”宣告解散，北平分厂倒闭。
这样，“联华”举步维艰。至于今后该拍什么样的影片才能挽回颓势，罗明情和黎民伟都心中无数。
处在困境中的“联华”为了确保新开拍的影片卖座，决定拍摄当年曾为“联华”创下牌子的首部影片《故都chūn梦》的续集，所用的仍是原班人马，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点“革命”的内容。因此，回到“联华”后的阮玲玉立即投入《续故都chūn梦》的拍摄。
影片内容是：
朱家杰参加了北伐军，并与燕燕重逢。朱家杰为北伐军送情报，在遭军阀击杀之时，燕燕挺身卫护而中弹牺牲，而朱家杰则获救了。北伐胜利后，一家人重又团圆。
该片纯粹由编者面壁虚构，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公映后反响平平，远不及当年《故都chūn梦》放映时那样轰动。
拍什么样的题材电影才能受到观众的欢迎呢?“联华”的老板和编导们都在苦苦的寻求之中。
与“联华”一样，实力qiáng大的“明星”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看样子只有换换新鲜血液了。1932年5月，“明星”智囊人物洪深不失时机地提出转变作风，请几位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就这样，一场在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左翼电影运动产生的条件到此就成熟了。于是，夏衍、阿英、郑伯奇进入“明星”。
就在这前后，另一位左翼作家田汉也开始了与“联华”的合作。这一年，田汉编写了堪称他代表作的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
这部影片的缘起，与联华公司和阮玲玉及金焰等都有很大的关系。据田汉本人回忆：“‘—·二八’前夕，我避居在闸北郊外一个荒废的别墅里，战争爆发，别墅烧得无影无踪，连藏在地下室的几箱书也全都被pào火给炸毁了。记得那时在金焰同志那里寄居过一段日子。金焰的家就在“联华”宿舍里，与卜万苍、吴永刚们朝夕相见，有时也去看他们拍戏。”就这样，田汉与“联华”的演职员们结下了友谊。
在1932年chūn夏之jiāo的一个晚上，田汉与金焰等一起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的聚会，田汉不仅见到了阮玲玉，也见到了胡蝶、胡萍以及歌舞演员梁氏姐妹。
看着阮玲玉、胡蝶这些丽人，田汉不由得联想到社会上对于摩登女性的定位：“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动上走在时代尖端，而只是在形体打扮上争奇斗艳，自甘于没落阶级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