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叶大嫂的角色塑造，突出地jīng湛动人。她把一个农村劳动妇女屡遭祸变的苦难一生，对自己亲人和靠她的智慧和才能而生活的许多手工人的阶级友爱，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崇高品质，刻划得无微不至，激情满腔。直到今天，我脑海里还闪映着《小玩意》剧终时，叶大嫂似乎神经错乱、手指观众大声疾呼，而实际上是极清醒地睁着那双眼睛，充满了焦急和恳求而又带着命令的神色，使人灵魂震颤，永志不忘。
1933年仲秋，《小玩意》与观众见面了，该片丰富的历史蕴含、独特的导演技巧、出色的演员表演赢来了一片赞誉。夏衍以书信的形式表达了对该片的称赞：
瑜兄：今天看了你的《小玩意》，我庆祝你新的成功。
上海的战火虽则已变成了另一种形态，但是更残酷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不断地准备和酝酿，我相信，在这时机制作《小玩意》这种影片，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
真的，我们需要叶大嫂那样的‘疯子’，需要不怕被人当作疯子而还是大声疾呼地向着大众警告的疯子!最后的那一场面，真的使我感动……
柯灵在他的评论文章也赞道：
“孙瑜以他丰富的想象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这些可爱的人物和故事，对观众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熟悉，因为他所表现的是诗化的人生，理想化的现实……编导者真正的描写对象，不是玩具，而是叶大嫂这个人物的悲惨遭遇。叶大嫂聪明善良，她凭着自己的巧思创造了许多新玩意，……可是人的巧手毕竟敌不过外国的机器，坎坷的世路终于使她落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这就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自然地连结起来了。”
《小玩意》的拍摄，在阮玲玉表演艺术的长廊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1933年8月13日，阮玲玉拍完《小玩意》后，感觉疲劳，她到普陀山去休息了几天。接着，应导演费穆的邀请，在影片《人生》中担任女主角。
《人生》是费穆jīng心创作的作品。费穆认为“人生即是生活”，因此，费穆在影片中描写了一个女人由小到大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历程。这种描绘是根据人生的生命流程进行的，费穆的jīng心，并不在于编排多少戏剧化的情节，而是通过对人生的描写，阐发对生命的感悟。
他在影片的导演者言里说：
“在《人生》影片里，并不能解答那些近乎玄妙的人生问题，只是摘拾一些人生的断片，素描地为人生画一个轮廓。”
影片的监制、“联华”的老板罗明佑也说：
“《人生》影片，就是将有用的人生、无用的人生、空虚的人生、美的人生、丑的人生，一切的、片段地显示出来，不加以任何褒贬，只是让人们来考虑一下，决定一下。”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过于自然主义的态度，但这适合费穆的人生哲学与艺术风格，而对影片艺术上的成功，则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生》女主角由阮玲玉饰演，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角色，从孤女、婢女，到女工、jì女，以至人妻，这种丰富的角色转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及深厚的表演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费穆在挑选演员时首先想到了阮玲玉，有如此难度的角色，恐怕也只有阮玲玉能演得好。阮玲玉的表演风格朴实自然，也正合费穆的艺术追求。
费穆说：
“我拍戏是代表心里的思想，通过电影技术、电影手法来表达。凡是真正的艺术品，内里一定要有意义，表面的美和一流演技并不可以称为成功。”
阮玲玉恰恰是符合贵穆的要求的，她的演技固然高超，但她在拍戏时更注重对角色心理的理解，通过自己不着痕迹的表演，表现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她的确是费穆所说的能拍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不可多得的演员。
在《人生》这部影片中，女主角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矛盾曲折，可以造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效果，但阮玲玉没有这样做。相反，她注重于角色内心思想的表达，不用大的形体动作，而是用丰富的表情，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人生》充分发挥了阮玲玉在这方面的潜能，她的一颦一笑，牵动着观众的心，无不细腻入微地表达了女主角人生几十年的酸甜苦辣。
《人生》首演于1934年2月3日上海金城大戏院。放映后得到影评界关注，认为：“1934年带给中国电影的是压力的黑影与忧郁。但是，费穆的《人生》，的确表示了中国电影技术水准的新阶段。”
影片的成绩是与阮玲玉的表演技艺分不开的。当影片拍完后，阮玲玉曾对人说过，在她所拍过的影片中，她以为这部影片的表演是最使她满意的了。
《人生》的导演与表演风格，在随后拍摄的《香雪海》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阮玲玉与费穆的二度合作。
在经历了由1932年秋《三个摩登女性》到1934年chūn《香雪海》等数部优秀影片的拍摄，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正是在这时，她拍出了她的表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神女》。她在该片中的jīng彩表演，历久弥新，至今仍不失光彩。
令人惊异的是《神女》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导演吴永刚，却是一位初次执导影片的导演，该片是他的处女作。
1925年，18岁的吴永刚来到上海，在百合公司当了一名美工练习生。吴永刚一面作美工，一面悉心钻研电影艺术和技术，观察导演拍片和观看外国影片，在大量的影片中扩大了视野，获得许多感性知识。
1928年，吴永刚离开“大中华百合”，进入“天一”任布景师，1931年夏，吴永刚退出“天一”，加入“联华”。由于他与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有了较多的接触，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而萌生了要自己编导一部影片的想法，《神女》的剧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神女》剧本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他在“天一”当布景师的时候。
“从天一公司到美术专科学校(当时他在上海美专学习绘画)有一段路程，每天都要乘坐电车往返。在电车上，我常常看到一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在昏暗的街道上游dàng。她们在做什么呢?开始我还不太清楚，后来看到她们抹了脂粉，qiáng打笑脸，到处拉客的情景，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是一些为了生活被迫出卖自己肉体的‘暗娼’。这是多么悲惨的景像啊。每当看到这些场面，我的心都十分激愤。我同情这些不幸的妇女，憎恨那个黑暗的社会。我不满，我苦闷，我要呐喊!
“但是，我当时毕竟还只是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缺乏起来革命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就想借助自己的画笔来反映一点人民的痛苦生活。我想画一幅油画，画面都已构思好了：一盏昏暗的街灯下，站着一个抹了口红、胭脂，面带愁容的妇女……。后来这幅画没有完成，但是，这个悲苦的妇女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