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又以《共产主义》一文回答了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指责。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具有欧洲意义的重要问题。随着中等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们面临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在法国革命时的情况，即那时中等阶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现在，一无所有的阶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31年和1834年工人起义，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卡尔在《论普鲁士的等级会议》中指出：“真正的国家是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即不是由其他人产生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自身产生出代表权。要有代表——一般说来这是受动的东西;只要物质的、更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不应当把代表权看作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特殊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看作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看作这样一种国务活动，即它不是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跟人们的国家生活的其它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通性。”
卡尔·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仅仅是激进的民主要求，而且在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物质活动和jīng神生活的关系时，在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方面还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马克思的观点开始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观点中冲出来，形成自己的新的世界观。《莱茵报》主编的激进给他的《莱茵报》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他的实事、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在人民心目中产生了共鸣。在马克思领导下的《莱茵报》异常活跃起来。
马克思10月15日担任《莱茵报》主编的那一天，总督冯·沙培尔向政府说，《莱茵报》仅有885个订户。也就是说，只有《科伦日报》订户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份报纸在莱茵省也不受欢迎。因为它带着年轻人所持有的那种傲慢态度，攻击国家和教会的现存制度，却提不出可以代替它的任何更好的办法。
然而，11月10日，不到一个月，总督焦虑不安地向柏林报告说，报纸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歧视政府。现在的销售量已达1820份。…… 已达3400份……!
《科伦日报》受到了威胁，《莱茵报》的影响扩展到普鲁士。
这个黑头发黑胡子的年轻主编被检查官死死盯住了。他要同检查官作或明或暗的斗争，又要同胆小怕事、怨天尤人的股东们周旋。
给检查官送去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删除，出版时，一些必要的文章又巧妙地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马克思从群众捧读《莱茵报》的笑脸上、从日渐增多的销售数量上看到了自己编辑报纸的成功。他不由会心地微笑着给朋友们讲述他怎样同检查官演恶作剧。
当时必须连夜把清样jiāo检查官，以便报纸可以在第二天出版。检查官用红铅笔东勾西画之后，常常给印刷厂带来十分费时的夜班工作。
一天晚上，检查官正要带他的妻子和几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去参加省督邀请的大舞会。但在赴会之前，他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书报检查工作。可是恰好在这天晚上，清样没有在通常的时间内送来。检查官等了又等，因为他不敢玩忽职守，但又必须在省督面前露露脸，好让别人见见自己的这几个女儿。差不多22点钟了，检查官非常烦躁，于是他就打发妻子和女儿先去省督那里，同时派仆人到印刷厂去取校样。仆人回来报告说，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查官大感失望之余，驱车前往距离很远的马克思寓所，这时已近夜间11点。
经过长时间的敲门之后，才见马克思在三层楼上的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
“清样?”检查官向上大声吼叫说。
“没有!”马克思朝下呼喊。“啊!!”……
“我们明天不出报了!”
马克思砰然把窗门关上。
《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发表出来了。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发表了。
然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有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和建议》等文章最终还是禁止发表。
《莱茵报》与政府的对立已进入公开化、尖锐化。
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内阁会议指责《莱茵报》是一家倾向极坏的报纸。
马克思在1月25日给卢格写信：“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你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就会抱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gān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luǒluǒ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查封《莱茵报》的法令通过后的第十天，即在1月30日，科伦举行了集会。会上通过了致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取消这一法令。请愿书是秘密印刷的，且相互传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约千余人，并于2月18日寄往柏林。请愿书不仅来自反映激进知识分子情绪的城市，而且来自农业地区、来自乡村贫民的呼声。别恩堡——特拉尔已赫和郊区的52名贫苦的葡萄酒酿造者，在请愿书中写道：“《莱茵报》是否散布了谎言，是否诽谤了管理当局，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懂得，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的贫困状况，讲的都是真话，而这些真话再也不能不讲了。”
3月18日，《莱茵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如下一个声明：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 17日于科伦
这一天，《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在最后一期里，它宣告了为之而斗争的自由的信仰：
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出海航行，
把祸患连同锁链和皮鞭统统埋葬;
水手们不需要监视，
他们都忠于职守。
让人们去说我们把命运作儿戏，
让他们去嘲笑和谈论各种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嗤笑，
但他毫不畏惧铺向新世界的路。
新的战斗在彼岸等待着我们，
在战斗中我们会遇到战友，
如果征途上注定要遇险——
在艰难中我们将忠于自己。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去了荷兰。为了下一步的远离故乡，他走访了母亲方面的亲戚，疏导自己同母亲的关系，并同姨父莱昂·菲力浦谈谈他父亲的遗产的问题。
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对他政治上的反对还依然不能和解，并以马克思违背了父亲生前要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等等为原由，仍然铁面一张，拒绝给马克思生活上的经济接济，连享受父亲遗产权问题也仍然没有希望。他忍受着母亲剥夺他的这份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