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chuáng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于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gān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gān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子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yīn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慡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 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chuáng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惟一值钱的手表，换了70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老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啊。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gān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làng出生人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huáng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