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胚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 “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gān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人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gān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拚命gān活改造。
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gān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gān得质量最高，就归我gān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gān，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gān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风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大该怎么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qiáng。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9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20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下5块钱，剩下15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送了30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120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1979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长当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简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的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