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gān也管事。1972年给我减刑有期10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道：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jīng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说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人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得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杆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按医院规矩，得先徽‘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7点半上，晚上9点半下，一天14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jiāo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味着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50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真把人bī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我无论怎么给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捱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
如果你对现代化狂cháo中正在毁灭的城市文化遗产感到忧虑、焦急和愤懑，却又无奈，那就请打开阮仪三教授这本书吧!你会在峥嵘的云隙里看到一道夺目的光明，或者感受到一阵浇开心头块垒的痛快的疾雨。
此刻，我在维也纳。我接受朋友的建议，刚刚跑一趟捷克回来。捷克令人欢欣鼓舞。布拉格的确如歌德所说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像一座人文图书馆和历史画册。走在那条著名的石块铺成的、年深日久、坑坑洼洼的皇帝路上，我忽然想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jīng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是这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的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洛维发利，都已经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与巴黎、伦敦、威尼斯一样重要的文化名城……在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在迅速地变为新城!我的心情糟糕之极。但到了居所，一包书稿在等候我———就是这部《护城纪实》。我捧着书稿竟一口气读到结尾。一下子，心中的郁闷被它扫dàng一空。
过去，我只知道阮仪三教授是保护平遥的英雄，是拯救江南六镇的“恩人”。从书本中得以知之———他二十年来为守住中华各地风情各异的古城古镇和山川胜迹，所进行的一连串非凡的“战斗”。并且知道，那么多历史遗存今日犹在，竟是
他直接奋斗的结果;那么多历史遗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力相争的痕迹。
在这本书中，阮仪三教授采用纯纪实的手法。他不从事文学，没有对每个事件的环境、人物、语言细致地描述。我们却能从中读出他的立场、性格、语气与心情。感受到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挚爱与焦虑，他不妥协的jīng神，他奋争到底的作风，还有他的知识品格与人品，并为之感动!
我国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始于清末民初。自始，他们就表现出qiáng烈的社会良心(一称社会责任感)。这社会良心自然包括着文化良心。1908年，一批史学界人士救火一般抢救敦煌藏经dòng的遗书，便chuī响了文化良心的号角。一百年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