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在甘、宁、青、新四省陆续建立了贸易专业机构二百一十一个，先后组织了约六百五十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这些贸易机构和小组，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jiāo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新疆小麦换卡叽布的比率，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一九五一年——编者注)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二十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粮食”。西宁的藏族群众在解放前，用一百斤羊毛换一块砖茶;解放后，群众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回十五块砖茶。藏族群众高兴地说：“毛泽东来了，羊毛值钱了!”“在他们看来，羊毛有销路，价钱高，就是政治好。发展生产，是最实际和最有内容的群众工作。”西北地区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肃的甘南、平凉等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放映电影、免费巡回医疗等形式慰问少数民族群众。习仲勋亲自率团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还多次深人到青海、甘肃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办公地址就由西安迁到兰州，以便更好地就近为各少数民族服务，并筹建了西北民族学院。每遇学院开学和学员毕业，习仲勋都要亲临并讲话。在一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他指出：大量培养民族gān部，是为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qiáng调：“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视和关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政府也拨出相当多的经费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中、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政府还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所有这些，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为剿匪反霸和开展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领导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潜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不断与各地土匪、恶霸地主勾结，乘机组织武装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西北地区匪患历来比较严重，此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残余分子，勾结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当地残余土匪势力，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抢劫群众牲畜和财物，组织武装bào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的首要工作，习仲勋以极大的jīng力组织领导了这场斗争。
习仲勋堪称“老西北”，对西北地区匪情比较了解，加上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详细情况及活动规律。当时，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个，达十三万人，裹胁群众约九万人。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jiāo界地区。他们自恃有一定力量，盘踞一隅，与人民为敌。这些股匪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土匪，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一类是惯匪，以抢劫钱财为目的，称霸一方。两类股匪都有国民党特务把持和操纵，既相互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和争斗，情况十分复杂。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习仲勋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斗争任务和战略战术。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西关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首先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打倒农村里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其中“剿匪是当务之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察，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gān净。同时剿匪还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并与发动广大群众反霸反匪反特的斗争结合起来”。
习仲勋十分关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剿匪斗争动态，及时指导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总结检查关中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剿匪为中心，结合有重点地开展反恶霸”的方针。他说：“为什么新区农村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以剿匪为中心呢?这就因为不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仍然yīn谋捣乱，农村封建恶霸势力仍然未曾摧毁，广大群众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散匪仍然继续潜伏活动，匪患仍然是新区农村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前一时期，陕西采取以军事清剿为主，结合政治争取瓦解和收编改造，已消灭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发动群众、政治争取改造为主，配合军事清剿，肃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众、胁从分子，进而组织民兵，宝行自卫，巩固农村革命秩序，为进一步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他特别重视在剿匪中要发动群众，qiáng调：只有老老实实把群众工作做好，匪患方可从根本上肃清。
这一时期，甘、宁、青、新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剿匪斗争。一九五〇年chūn夏之jiāo，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人员)，利用回汉民族的历史隔阂和当地gān部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于五月八日组织武装bào动，抢劫商民，破坏治安，致使当地居民无法正常生活和进行生产活动，有四五万人逃往绥西地区。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习仲勋在会上说：这次bào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当地匪徒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所有各级gān部必须有明确的敌情观念，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任何麻痹疏忽都会招致祸患。他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立即作出具体部署，加qiáng肃清匪特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有效办法，如慰问团、团结会等方式，深入宣传，平息骚动事件。加qiáng民族团结，特别应注意做好gān部整训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和qiáng迫命令作风。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在剿匪问题上，任何性质的土匪，包括特务领导的武装bào动在内，都要当做群众问题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增qiáng处理问题的谨慎态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发生错误。对土匪要坚决消灭，这是原则。但应当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办法才为正确，必须研究，否则不能达到消灭之目的。”“在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