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进剿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继续作出指示，要求中共青海省委坚持争取项谦归来的方针。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收到尖扎地区工委和中共青海省委几个报告后，认为争取项谦工作的力度不够，即指示他们：“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打击傅秉勋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应当首先不动摇地耐心地坚持这条方针。”“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为的争取更多更多的藏族头领，也就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
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经多方共同努力，项谦终于在七月十一日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诚。远在新疆的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也许项谦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之。部队不可全撤，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第二天，习仲勋接到中共青海省委的汇报电后，又指示：“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的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qiáng，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的打消他的疑惑，不是增加他的顾虑，望严加注意。”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二十一日致电中共青海省委：“请切实执行习仲勋同志七月十七日电示各点。务请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见项谦，从多方面消除项的顾虑，争取他长期靠过来。”
中共青海省委切实执行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终于感动项谦，使他解除了顾虑j七月三十一日，项谦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副主席张仲良的接见。项谦说：“此次我回来并非是两个佛爷他二人将我争取回来，主要是政府之政策实现了，同时对我的家庭财产人口一点没有受到损失，政府并多加照顾，因此感动了我。”八月五日，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商讨尖扎地区工作，项谦在会上发表了感想，他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同时在《青海日报》撰文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貌，便下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今后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报答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仍然委任项谦担任昂拉千户。
八月上旬，习仲勋从新疆抵达兰州，项谦要求谒见。习仲勋高兴地接见他，并设宴款待。席间，项谦向习仲勋深深地表示忏悔，“并对人民政府长期内多次争取的宽大jīng神深表感激”。习仲勋向他重申了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勉励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建设尖扎区的各项工作。项谦一直牢记着习仲勋的鼓励，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
这件事如习仲勋所料，在藏族地区头人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三十多年后，习仲勋在与胞弟习仲凯谈话时，还提到了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对于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五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一九五二年七月，习仲勋还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正确处理了乌斯满事件。一九五一年chūn，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jiāo界处到处抢劫掳杀，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这时新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习仲勋抵达新疆后，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的政策，打击顽固不化的匪首，妥善安置流窜群众，迅速平息了乌斯满叛乱。他提出：在牧区镇压反革命，只在有现行活动和叛乱的首要分子中进行;对于实行武装叛乱的部落头人，要先以最大力量进行耐心的政治争取，在争取确实无效时再组织武装进剿。他要求，首先要在牧区安定社会秩序，团结上层，再通过上层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团结牧区全体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有领导地组织牧民与牧主双方协商，订立自愿两利合同，逐渐实行改革，适当改善牧民生活;保护和发展畜牧业，不要轻率地发动牧民抛弃畜牧业而转向农业。习仲勋的这些意见符合当地实际，得到了群众拥护，为解决乌斯满事件提供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地政府认真贯彻习仲勋的意见，使乌斯满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镇压反革命
人民政权建立后，针对大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gān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予以改造。对于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自动坦白分子及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予以宽大的待遇，或予以适当奖励。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全国一样，虽然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清除了一批潜藏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隐藏较深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散匪、反动党团骨gān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抢劫物资、破坏机器、纵火、爆炸、盗窃、暗杀、窃取国家机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危害，影响着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据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群众日报》报道，一年来，西北各地共摧毁国民党特务组织站、组、队二百零五个，破获特务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内含反革命yīn谋bào动案五十件)。经过镇压，西北地区的反革命活动转向隐蔽，主要表现：一是美蒋特务勾结各地惯匪、蒋匪残余、反动军官、土豪恶霸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封建残余势力，yīn谋bào动叛乱，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暗杀gān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坏社会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复杂，和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仇视，勾结各兄弟民族内部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造谣惑众，极力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三是利用西北地区落后贫困现象，制造谣言，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侮rǔ革命领袖，攻击民主人士，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党、政、军、民关系，阻挠人民政府各项收策的顺利执行，并配合美帝侵略朝鲜作反动宣传，扰乱人心，造成混乱。四是反革命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入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长期潜伏，搜集情报，盗窃机密，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破坏。同时，在镇反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片面地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出现了“宽大无边”的问题，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