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遭际，给习仲勋带来jīng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加之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时不能恢复，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此刻他愈发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在小学和第三师范上学期间非常喜欢的一本名为《少年漂泊者》的书。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
《少年漂泊者》，是现代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蒋光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位名为汪中的主人公传奇漂泊幻颠的生活经历。主人公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流làng异乡。后来又当过没有成功的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làng者、茶房、工人、囚犯，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际，最后走向革命，为大众的事业牺牲在战场上。他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企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概。小说展现了从“五四”到“二七”惨案以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力图表现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郭沫若称它是“革命时代的前矛”。这部小说，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舞推动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斗争。《少年漂泊者》作者自称这部作品是为革命在“花呀、月呀”声中“粗bào的叫喊”。
习仲勋再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心情开始是郁闷的。但是当他打开小说第一页，就深深为作者情绪高昂、宏朗奔放的《怀拜伦》题诗所感染：
“拜伦呀!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qiángbào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仰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习仲勋在读到第二章时，思想感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qiáng烈的共鸣。他感到主人公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又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样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cháo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弱苦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你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受了许多耻rǔ，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rǔ洗去。这里有野外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nüè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习仲勋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chuáng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nüè待。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路上走。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
习仲勋读者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gān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使习仲勋jīng神为之一振。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委员会，选举huáng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huáng子文在大会上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报出粮七石。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huáng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城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huáng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huáng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huáng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huáng氏兄弟”。习仲勋和huáng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国民党武装逮捕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勋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