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仍有一线机会，都必须坚持政治争取工作。”
习仲勋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gān部三项基本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则依据情况，逐渐推进。”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qiáng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党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他说：“有很多事情，明天办是好事，今天办就是坏事。如定居比游牧好，但在今天尚无定牧的条件下，组织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业。所以‘一切决定时间、地点和条件’，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他认为，一些领导gān部在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即“只看到顺利情况的一面，忽视了困难情况的一面;只看到阶级关系的一面，忽视了民族关系的一面;又不是从各少数民族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搬用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去看那里的阶级关系;对于封建阶级和上层分子，只看到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多数人尚与群众有某些联系、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面;夸大了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共同性，忽视了这种对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性;对于牧主阶级，只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后的一面，否认了它在经济上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劳动群众，又只是看到少数先进分子的一面，忽视了真正广大群众的一面;只看到了甚至是夸张了群众要求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群众尚被许多传统的落后影响所束缚的一面;对极复杂的宗教问题，也只看到它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衰退的一面，而忽视它的渗透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样，便不能了解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全貌，不懂得必须在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不能领会在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上层分子和分化敌人营垒的特殊重要性”
习仲勋还针对一些gān部在工作中，有时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做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qiáng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八月五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耐心说服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不仅是讲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讲求效果。这次会议的效果很好。关内来的gān部和本地gān部都毫无拘束地讲了话，大家都把事实摆出来，大家都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辨别是非。”“这样，问题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结论也就容易做出来了，大家都提高了。”
会后，习仲勋专门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
随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jīng神的贯彻，新疆牧区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政策对头和积极争取，阿山地区的谢尔德曼、胡尔曼两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请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小组，在四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后“牧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报告以一个县为例，说：“新疆情况最复杂的地区是富蕴及其周围数县，尤以富蕴最甚。我们在这个县住了月半有余，大部时间又住在游牧部落。据知该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经跟乌斯满，去年八月前又有谢尔德曼、胡尔曼等叛乱，致生产停顿，牲畜减少，牧民生活困难，人心不安。解放后，尤其是去年分局党代表会议端正牧区政策后，叛乱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产。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该县人口从九千余增至一万九千余，牲畜从三万余增至十万余(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从外地搬回)，农田由大部荒废到不仅全部恢复而且又扩大一倍。县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户增至二百余户，由高价买不到面粉、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应，并且价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面粉两万四千元(旧币)还买不到，现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后，扩大生产，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chūn该县对贫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济。牧民享受这种安定生活，无不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是这样评价的：“从以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次会议就牧区工作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加qiáng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地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中央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毛泽东要求各大区、各部门领导每两个月至迟一个季度写一次综合报告。习仲勋模范遵循这一制度，每次报告都十分认真，亲自动手，把中共中央西北局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及时如实地汇报给中央。他写的报告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具体事例和数字，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常常转发各大区参考。从三年近二十份工作报告中，毛泽东对习仲勋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时，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问题，内容丰富，论述jīng辟，为中央了解西北情况，制定政治和社会改革各项工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薄一波一直十分赞赏习仲勋，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用这样的话赞誉习仲勋。
那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劝。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九四五年十月，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一年，他刚刚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