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习讨论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认识，甚至有抵触情绪。也有些单位对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与己无关，没有用处。
一九七九年chūn，习仲勋在传达贯彻四月中央工作会议jīng神时，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这一课。”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gān部，要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jīng神的理解，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仅领导机关要搞，基层也要搞，讨论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要泛泛而谈，才能讨论得生动、深入，真正有所收获。他还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党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反复qiáng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
这次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活动，取得了很好成效。习仲勋还领导广东省委把这一活动引人到全省的工业jiāo通增产节约工作和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等会议中，要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他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这场学习讨论和补课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习仲勋后来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使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对于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回忆说，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gān部群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省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gān部群众摆脱了“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人，广大gān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尽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在习仲勋来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的步子还不大。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gān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等。广大蒙冤受屈者也对习仲勋寄予厚望，认为他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能够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的重点之一。
习仲勋首先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提出的落实gān部政策的要求开展工作。其次，他具体深入了解统战部、政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同时，依靠省纪委进行案件复查，逐一解决，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
习仲勋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贾延岩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qiáng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那时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gān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gān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系统地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六月十八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又专门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这两个冤假错案是“四人帮”的爪牙在广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典型案例。
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陆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陷彭湃是“叛徒”，残酷迫害彭湃的母亲及其亲属，大肆诋毁海陆丰农民运动，那些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gān部和群众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同时，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网”，把在抗战期间隶属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东南路党组织打成“叛徒党”。习仲勋对这两个案件极为重视。不久，他在深入汕头的调查研究中，进一步实地了解这两个冤案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纠错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