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家桥减租减息的经验，对全绥德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的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
郝家桥移民经验也在全地区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习仲勋指示党政军机关反复宣传边区政府鼓励移民南下的决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周密安排组织下，一批批移民自愿离开家乡，结队南下。一九四四年chūn，佳县农民李增正带百多人的移民大队，步行二百五十多公里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地委、公署领导为之举行了热烈欢送晚会。这些农民一路高唱自己编写的民歌，抒发内心对党的移民政策的拥护之情。歌词唱道：
佳县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垦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
呼儿咳哟!
尽是一片米粮川!
叫老乡，仔细听，
移民开荒真光荣，
各州府县来欢迎，
呼儿咳哟!
送了好多慰问品!
习仲勋从在郝家桥蹲点调查开始，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数十年的亲密jiāo往和友谊更是感人至深。刘玉厚的事迹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后，即被树为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支前担架队成员参加“三战三捷”和陇东战役，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营教导员、后勤保管员等职。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八十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十月一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〇年，作为全国特等劳模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习仲勋、王震、刘景范等领导同志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九五年秋，刘玉厚逝世。习仲勋闻知后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从整风审gān到抢救运动
当习仲勋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之时，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gān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gān部、清查内jian。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gān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gān部和清查内jian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在决定审gān的同时，把清查内jian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gān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gān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jian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gān部进行防jian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jian，教育gān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gān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bī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卜”，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gān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gān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gān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应当说，从习仲勋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gān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在整风转入审gān时还是小心谨慎的。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gān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gān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习仲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gān工作。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勋同志对绥德审查gān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勋的意见，特别qiáng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gān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gān，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qiáng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