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gān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而且发展得日益严重起来。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发生了在校内墙上秘密贴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头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视，遂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习仲勋也到绥师作了动员报告。
随着审gān和清查内jian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chuáng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chūn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jian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bī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勋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bào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gān才能达到纯洁gān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党内一种倾向如cháo涌来时，靠个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门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的。在整风审gān出现的严重偏差面前，习仲勋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他对问题严重性有了一定认识时，便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决定把绥师作为地委的重点来抓。为加qiáng学校党的领导，地委决定调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他还亲自找学校的师生代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
但是，“抢救运动”由于没有在源头上得到遏制，个别地方领导也开始不冷静起来，“抢救运动”还是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于是，开斗争大会，先是斗争原来曾在国民党政权供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务”。后来运动又指向了外来gān部，指向许多不远万里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会在绥师召开。一位从四川来延安的大学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继而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发现了，要追查到底。【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gān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jì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这场已走偏方向的“抢救运动”上下贯通，相互影响，愈演愈烈。进入十月以后，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gān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作报告”、“开大会”等，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照相”的方法，即开会时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脸色神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gān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六百零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也集中起有问题或认为可疑的gān部四百二十五人，对他们进行“抓特务”，“抓假党员”，体罚bī供，还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关进绥德专署监狱。
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噪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qiáng烈震颤和焦虑不安。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bī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种敢说真话的jīng神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甄别纠错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曾开会指出：审gān中有bī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也曾说，“抢救”，我有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边区各分区甄别工作会议。
绥德的整风审gān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七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qiáng调说：不要搞bī供信，你bī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bī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bī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gān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不久，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绥德反jian大会的材料上写下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gān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同时指出：延安查出的两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