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才想到感谢邀请我来写敦煌的中央电视台和敦煌研究院。是他们把我引入敦煌，并深陷其中，可是我从无半点悔意。如果世界还有什么像敦煌这样文化的圈套，我一定会再钻进去。
我也要感谢唐史专家huáng新亚、敦煌学者刘玉权等同志给我有力的帮助，他们渊博的才识使我在一如大漠的敦煌中没有迷失，而是快捷又准确地抵达了我的目的地。
我还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是他们独具的出版眼光，将我这部作品以完整的电视文学剧本的形式问世，并因之使我蕴藏其间的历史观和艺术史观奉献于社会。
是为序。
冯骥才
1997.10.12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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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再版序言 关于敦煌的写作
世界上有两种写作，一种是你要为它付出，为它呕心沥血，为它抽空了自己;另一种你却从写作中得到收获，你愈写愈充实，甚至会感到自己一时的博大与沉甸甸。这后一种感受分外qiáng烈地体现在我关于敦煌的写作中。
九十年代中期，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写一部有关敦煌的史诗性巨片的文学本《人类的敦煌》。大约整整一年，我一边纵入茫茫的戈壁大漠，一边钻进中古时代浩繁的卷帙中。我如入迷途般的身陷在这无边无际的历史文化的空间里，到处是高山峻岭，需要攀登;到处烟雾迷漫，必须破解，而每迈出一步都如同进入一片崭新的天地。渐渐的，我从中整理出五条线索，即中古史、西北少数民族史、丝绸之路史、佛教东渐史和敦煌石窟艺术史。我用这五条史脉编织成这部作品的经纬。于是，这一写作使我的思维所向披靡—真有“所向无空阔”之感，并从中认识到敦煌的人类意义与无上的价值。敦煌文化到底有多大多深，无人能答。反正那些把生命放在莫高窟里的一代代敦煌学者，倾尽终生，每个人最终不过仅仅完成了一小段路程而已。当然，这是一段huáng金般的路程。
于是，在写作文本上，我选择了一种散文诗与警句相结合的写法。诗化的叙述便于抒发情感，警句可以提炼思想。电视片的文学本需要两个功能，一是启迪导演，二是具有解说词的性质。这种写法正好可以qiáng化文学本所需要的两个功能。它还是一种升华，即思想与激情在艺术上的升华。这写法可以jīng辟地表述我的文化发现与文化思考，还有助于呈现迷人的历史气氛与艺术的jīng神。应该说，是我选择的写法使我在敦煌中恣意遨游—它使我情感澎湃，思维锐利，灵感闪烁，时有所悟，不断地把未知变为所获。因此我开头说，这是一种收获性的写作。
这部电视由于种种缘故，未能成为荧屏影像，但我这文本却在十年中再版四次。我的一些朋友和读者因为它没有成为电视作品而抱憾，我却不以为然。以我与影视打jiāo道的经验，文学变为电视，很可能是对原作的破坏。文学是你想象的仙女，一但这仙女变成现实站在荧屏上可能会叫你大失所望。故此，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决定以一种华美的版本再版这一作品时，我反而庆幸她仍然只是一种文字上美妙的想象。
收入本集的《探访榆林窟》，是我应敦煌研究院之邀所写的另一部电视文学本。文本方式与《人类的敦煌》全然一致。现在收入本书，除去风格完整之外，也使我心目中的姐妹窟—莫高窟和榆林窟，并立一处，相互映照，再加上年轻一代的敦煌学者吴健先生美轮美奂的摄影作品，文图互补，是为完美。但愿读者也有同感。倘真的有此同感，我则十分欣然。
还需说明的是，在再版此书时，我删去了较早版本的“附录”部分，却保留了初版时的序言，以保存本书独自的历史。在我看来，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生命。一旦问世，便有了莫测的命运。有的很早的夭折，有的福寿绵长。读者不会感知到，作者却为他所创造的生命忧患不已，并祈望其长存于世，为读者所爱，乃至深爱。
是为序。
冯骥才
2006年8月
第3章 序言再版 是一种幸运
书是有生命的。它和人一样，有出生年月，重量，模样，籍贯，父母(作者)和关切它的亲人—读者，而且其生命也有长有短，各有曲折，彼此不同。
有的书诞生之后即如石沉大海，不见踪影，渺无声息;有的则光鲜地活着，但活下来的未必都能长久，过一阵子或过一段时候竟然无缘无故地消匿于无形，随即被人忘却;历史的忘却極是绝情。
因此说，再版是一种幸运。只有不断的再版，图书的生命才能延续。gān脆说吧—再版有如再生。
然而，书的生命与人的生命也有一些不同。人如果出了毛病，活着痛苦，可以打针吃药，甚至动用手术，来起死回生;可是一本书要是没人看了，千方百计也救不活。在新书刚出版时，各种jīng明的炒作手段都能使上劲，可是对于没人看的旧书老书可就无济于事了。谁也帮不上忙，怎么折腾也没用。
有人说，重要的是看你写得如何。这话有理。倘若唐诗写得不行，今天谁还去读?然而这只是道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少好的文字、好的文章、好的书，生不逢时，未被注意，也就埋没过去了。如果《浮生六记》不是被人偶然在“冷摊”上发现，谁会知道这本书?原来，图书不但有生命，还有命运。说来说去，书又和人一样了。
现在说说我这本再版的《人类的敦煌》，它的命运究竟如何?
最初，是应邀为中央电视台写的一部关于敦煌的大型文化片的脚本。虽说我一直关注与思考着敦煌，可是待我将其它工作推开，一头扎进去，便像掉进宇宙的黑dòng里—它深不见底，浩无际涯，又有无比巨大的磁力与魅力。那时，我真想撇开电视脚本，写一本关于敦煌研究的书。太多的感悟与思辨使我充满写作的激情。然而，我必须先兑现了对中央电视台的承诺。我想出个好办法，我把自己假想为这部电视片的解说人，以个人之口阐述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之己见，这样便可将我本人种种思辨与观点直了了地放进去。我还决定采用文学笔法，因为文学的立场是个性的主观的立场，在文字上又是审美的。如此写作，这个“脚本”基本上就是一部长篇的文化散文了，或是用文学笔法写的一本敦煌史。
文稿完成后，由于这部电视片的导演文化的功底有限，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剧本便搁下了，友人们以为我要白忙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谁想我这种文学化和个人化的“脚本”反倒可以印成一本书—文学的书，文化的书，谁料一连出了多版。
进一步，这本书的写作还使我受益匪浅。
一是，它促使我在jīng神上接受一次中国文化搂头灌顶般的洗礼。近代中国的文化人，有几人没有伸手触摸过敦煌的?而且，只要你对它使用的每一分劲，就一定十倍地受益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