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敦煌_冯骥才【完结】(9)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塔克拉玛gān大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字幕:东西长10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面积32.4万平方公里)

  上无飞鸟,下无草木,终年无雨,阳光像散布的大火,任何事物都被照得失去颜色。沙砾覆盖600米-800米。没有生命可以生长出来,只有生命在这里死去。没有声音,没有时间。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西方的探险家称之为“死亡之海”。

  可是,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之后,法显一行竟奇迹般地走出来了。他们到达了于阗。

  他究竟是怎样经历这次匪夷所思的旅行的,无人能知。即便在他所著的《佛国纪》中,也没有更具体的记载。但他是横穿塔克拉玛gān大沙漠的第一人。

  今天,这“死亡之海”给人的恐惧,仍然和法显的时代一样。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历史。

  于阗是朱士行西行的终点,却是法显奔往西天的起点。他灿烂的向往和清明的目标都在西方那无上神圣的佛国。

  在充满西域色彩的奇峰峻岭、重峦深谷相互重叠的画面里,展现法显和他的同行者们的身影。辽阔浩瀚的大自然与微小而顽qiáng的身躯形成qiáng烈对比。

  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走出帕米尔高原,来到天竺的乌仗那国。

  (释迦牟尼的佛迹圣地)

  在天竺境内,他们不停顿地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四处礼谒圣迹;还致力学习梵语,jīng研佛典。

  经历了长途跋涉和过度的辛劳,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僧人们发生了种种不幸与变故。慧景病在那竭国;慧应死在佛钵寺;而慧达与宝云、僧景又东归中土。

  最凄凉的应该是慧景。公元403年,他们在翻越赛费德科山脉时,山高风寒,透衣彻骨,再加上空气稀薄,喘息艰难,久病初愈的慧景终难坚持,死在了山上。只能被草草掩埋在陌生的荒山野岭中。

  法显等人掩面而泣。异国空山,寥无回响,万木肃穆,似作哀悼;为了追求真经,散形异域,真是无限的悲壮!

  后来道整也东返归国,只剩下法显孤身一人巡礼四方。一次他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无畏山上拜谒佛像时,忽见一个商人拿出一把白绢扇子供养。这白绢扇子一望便知是中原之物,顿时热泪满面。心想同来僧人,有的中途归返,有的死在异国,自己孑然一身,如今求取真经的使命已经完成,夙愿亦偿,应该回国了。

  公元411年,他携带着从印度各地搜集的佛经原本,乘船归返,其间历尽风险,在海上辗转漂泊七十多天,终于在山东牢山靠岸,此时已是皓发霜眉,一位78岁耄耋的老者!

  他终于把律藏佛经和佛国文化之jīng要,亲自带回中土。

  取经就是主动去吸取外部文化的jīng华,由此,丝绸之路又成了一条向西天取经的路,一条自觉的文化jiāo流的路,就在这大背景上,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不仅是外来贸易物品涌入中国的关口,也是中外文化jiāo流的最前沿,汉代以来,中国对于外来文明主动迎取的jīng神,决定了敦煌宽容博大,积极自信的态度,这是国际城市应有的胸襟与气质。

  魏晋以来,敦煌本地文化兴荣,人才辈出。文人学者,不乏名家。

  佛教史上早期的高僧竺法护和弟子竺法乘就是世居敦煌,立寺延学。敦煌还是我国最早的译经的中心之一。此后,中原扰攘不堪,内地大批的名士流寓于此。更加促进文化与佛教的昌盛,这就为下一步更加辉煌的弘扬作好铺垫。

  在敦煌石窟诞生之前,这里早已是佛教文化的沃土。茫茫大漠平如纸,谁来彩笔作画图?

  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僔的行脚僧人,手拄锡杖,来到敦煌南面的鸣沙山。他被此地神奇的山水吸引住了。

  (鸣沙山鸣响的沙。月牙泉千古不竭的水)

  忽然他见到眼前的三危山顶放she金光,宛如千佛降世。他相信这奇观是一种神示:这片灵山秀水必将是佛教的圣地。他便在对面的鸣沙山沿河的陡壁上开凿了第一个dòng窟。

  紧随着他开凿第二个dòng窟的是僧人法良。

  (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张议cháo功德窟《莫高窟记》,徐松《西域水道记》)

  莫高窟由此而诞生。这真是一片有灵气的山水,最早的dòng窟一出现,立即就进入了蓬勃的开凿时代。

  在世人概念中的敦煌石窟,往往只是指莫高窟。实际上还有榆林窟、东千佛dòng、西千佛dòng和五个庙。它们散布在敦煌周边一些河岸的峭壁与峡谷中;就像chūn天的花树一样,到处开放了。

  (上述峡谷中的chūn色)

  石窟开凿出来。舞台被创造出来。来自中原和来自域外的两条文化大河便在这里汇合激涌。接下去就看大西北各族的画家和雕塑家们,演出怎样美妙绝伦的历史来了。

  在刚刚诞生的神奇的莫高窟奇异的景象中定格。

  第7章 羽人与天人共舞

  在广袤坦dàng的绿洲上,一大群形态奇美的野马纵蹄狂奔。野马的胸脯宽大,四腿极长,飘飞的鬃毛波làng般闪着光亮。各种各样的形象和局部的特写。一匹白马口衔一朵鲜红的花疾驰,显然它给无意中衔在唇间的红花弄惊了。

  一个外国人举枪“嘣”的一声打翻一匹马。惊散的马群和腾起的烟雾。

  (字幕:1888年,新疆罗布泊,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

  马的标本在俄国展出时,被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马”。

  这匹漂亮奇异的骏马qiáng烈地撩起英国人利特尔夫妇的兴趣。他们在赤日下灼热的茫茫大漠里,没有找到这种风驰电掣、来去无踪的野马,却给一个维吾尔老人带进一处久已废弃的佛教石窟“一千间屋”去参观。他们哪里知道这里曾是古guī兹国的佛教圣地。

  (字幕:拜城克孜尔尕哈千佛dòng)

  别有dòng天的灿烂迷人的壁画。华美的色彩和神奇的形象。guī兹贵族供养人,印度式的菩萨,八王分舍利故事画,散花飞天,舞蹈飞天,弹琵琶飞天……在维吾尔人手举火把摇动的火光里,利特尔夫妇看到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

  然而,更令他们惊异的是:在中国人荒凉的边地上,怎么会有如此鲜明的西方文化形象?

  (鹰蛇族徽,忍冬卷草纹,与基督形象酷似的黑衣涅槃佛,等等)

  没人能答。这段历史在当时还是一段浩阔无声的空白。

  唯有空白才更加神秘并富于诱惑。

  接踵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在塔克拉玛gān沙漠的周边那些湮没千年的历史废墟里,挖掘出一个又一个使他们惊讶不已的西方特色的佛教艺术品。佛教东渐途经西域时的整个文化面貌,便被逐渐明朗化了。

  当斯坦因从新疆若羌磨朗遗址挖掘出这个著名的壁画形象“有翼天使”后,一种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东方文化西来说”便成立了。

  这一理论,把西亚赫梯文化“带飞翼的公牛”、希腊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希腊化印度佛教的乾闼婆与紧那罗,和中国新疆若羌出土的“有翼天使”贯穿起来,并解释为一脉相承。

  然而,jīng通自己历史的中国学者们,则qiáng调这种带翅膀的神仙本来就在中国土生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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