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与李叔国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 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 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 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 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 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jiāo游， 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 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 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 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 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 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huáng花主人致 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 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 “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 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 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 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 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 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 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 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 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 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 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 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 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 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 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 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 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 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 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 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 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 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 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 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 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 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庆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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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夜饮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chūn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 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chūn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 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chūn月歌：“chūn夜有明月，都作欢喜 相。每当灯火中，团团青辉上。人月jiāo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 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份唱这样的 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 很!三个“得很”，bī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 花灵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