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独行孤见”、“勇于怀疑”、“抗议”、“否定”为思维特征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一场思想文化震dàng中，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拆散(破坏旧世界)的时代。时过境迁，章太炎许多当年传诵一时的“妙语”与“怪论”，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其“特立独行”的气势，至今仍令人神往。
1992年1月于京西畅chūn园
(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1)
——也谈刘师培的失节
激烈的好处与坏处 当年游侠人晚清多奇才，刘师培(1884—1919)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阅《刘申叔先生遗书》，你会惊讶，一个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的学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单是《遗书》所收，便有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教科书六种，合计七十四种。今人很难不认同黎锦熙的感慨:“以三十六龄而遽谢世，而著述之勤，贡献之富，殆未有如刘君者也。”[1]
仪征刘氏治经，传至刘师培，已是第四代,《遗书》所收著述，包含若gān先辈的思路乃至成果。但申叔治学兴趣广泛，对新出现的课题反应极为敏捷，再加上讲求旁推与会通，不汲汲于笺释字句，与祖辈治学风格迥异，分辨起来不是很难。故学界对于申叔先生的“著作权”及学术成就，一般没有异议;争论的重点在于，如此天纵之才，为何一再失节?
短短十六年间，由热心仕进的举子，转为力倡“光复汉族”的反清义士，再充当搜捕革命党人的密探，继而列名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终领衔《国故》月刊对抗新文化运动……如此连续急转弯，刘师培的政治立场及入世方式，在讲求“气节”的中国文人眼中，自是不可饶恕。“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刘光汉一之而再，殆扬雄华歆之流亚欤!”[2]冯氏此语，不只表达了批评者的共同愤怒，而且上挂下联，建构起令人侧目的“失节者”谱系。
只是刘师培之一再“失节”，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现象，其蕴涵的意义，不仅仅是古人早就感慨过的“有才无德”。
一、“委身学术”的假设
钱玄同曾将清末民初五十余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并称:“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这一革新运动，在钱氏看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而止于1916年，其特点是众多仁人志士崛起于清政不纲、丧权rǔ国的危机时刻：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3]这十二英杰，按发表著述先后为序，分别是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十二人中，年龄最小，治学条件最为优越的，是刘师培;可惜的是，个人品格最为人疵议的，也是刘师培。
“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的刘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钱玄同将其“最jīng要者”概括为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4]其实，刘师培的文学史及文论，同样成绩斐然。眼界甚高的鲁迅，在论及国人的文学史著时，唯一推崇的，便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另外，刘君对于无政府主义思cháo以及《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既是思想，也是学术，同样不可漠视。以今日学科分类而言，刘师培几乎涉及人文研究领域的各个侧面，且大都有所建树。可就这么一个不世出的大学者，生前身后，备受世人唾骂，怎不令人扼腕?
这就难怪刘君的好友蔡元培，在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撰的《刘君申叔事略》中，为其略作辩解，称其失节乃受小人蛊惑，晚年讲学北大如何受学生欢迎，平生著述如此丰富“勤敏可惊”。可所有这些，又都无法抹杀刘氏“气节有亏”这一铁的事实。故文章只能以无可奈何的感叹结尾：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qiáng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5]这大概是许多钦佩刘君学问者的共同心愿。也正因如此，会有若gān虚拟的轶事流传。一不小心，祈使句成了陈述句，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蔡君的“感慨”，转眼间成了刘君的“自述”。
我这里指的是近年出版的《刘师培评传》(方光华著)，其中关于刘师培临终忏悔的jīng彩描述，我以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1919年11月20日(yīn历九月二十八日)，刘师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派人把huáng侃叫来，并吃力地对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并希望huáng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把它再传给后代。是日刘师培气绝身死，年仅36岁。[6]方书本来近专著而远小说，绝大部分材料注明出处，唯独我最关注的这一戏剧性场面，没有给出资料来源。
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实的传闻。查北京大学教员档案，在刘师培去世前一个多月，huáng侃便已辞去北大的教职，转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刘师死讯，huáng侃先是以诗志哀，后又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别离的经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恩德莫称，临文徘徊。[7]“未及辞别”故“遂成永诀”的huáng侃，不可能分身来京倾听刘师培的临终忏悔，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只提供huáng侃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多说明方著考证有误;我更想说的是，依刘师培的个性及一贯行事风格，很可能“有怨”，但“无悔”——尤其不会追悔其曾经积极“问政”。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2)
“论学而不问政”，既非刘师培本人所愿，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传统。四代治经，不等于有意远离政治、拒绝仕宦，只是时运不济而已。才情横溢、心高气傲的刘师培，不会满足于皓首穷经，关于这点，读读《甲辰年自述诗》就能明白。“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既壮怀激烈，又利欲熏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维铮先生说得没错，少年得志且欲望qiáng烈的刘师培，绝缘于革命思cháo，则必定结缘于清朝统治，而绝不会“远离政治”。因为，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固守书斋，意味着远离功名利禄，老死南窗之下。而这绝非刘师培的志趣。另外，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能够敏感于时代cháo流,“不仅趋时，而且超前”，提出种种即便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的激进主张，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诀窍”。如今，刘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论学兼论政的文字,“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9]。因此，对于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