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
毛泽东曾对《水浒》作了如下批示：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qiáng盗--不'替天行道'的qiáng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反苏反帝而不是党内斗争，没想到后来被“四人帮”偷梁换柱，进行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大批判，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看来，文学在政治面前，能奏的多是理想的悲歌。
流行词汇(2)
“五七gān校”
其缘自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gān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定名为“五七gān校”。之后毛泽东又发了指示：“广大gān部下放劳动，这对于gān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gān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因此，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gān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其实，所谓革命化的“五七gān校”只是投机分子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大批文化人士在这里洒下血汗也受尽屈rǔ。直到1979年，有着十年历史的“五七gān校”才告“结业”。
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陈景润做出来的一项世界领先的数学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学的chūn天”，陈景润享受副部级待遇。徐迟在采访的基础上以很有感染力的文字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唤起许多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从顶尖数学家到普通的数学爱好者，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梦想。
但是，《哥德巴赫猜想》在弘扬科学jīng神的同时，给人“中国是世界数学大国”的错觉，吸引许多没有基础的青年人把jīng力耗费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努力上。一些“偏激”的数学家甚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应该得负的一等奖。
恢复高考
1975年，毛泽东在经过深思后，决定再次起用治国很有一套的“矮个子巨人”--邓小平，这是邓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在邓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斗争随之而起，他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认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到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顶着层层阻力，于1977年在全国恢复了高考。这可称得上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但高考消息一出，全中国都被搅动了。它带给无数在文化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一个巨大的希望。有人这样说道：“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这是邓小平的一篇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那些埋首攻坚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cháo流
1973年，“反cháo流”成为言语新时尚，首先起因于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小学教员。他写信向毛主席诉苦，说自己孩子还小，可口粮年年不够吃，又没有分文劳动收入，甚至连理发钱都掏不出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毛泽东会给他寄来300块钱，且还在复信中称其为“反cháo流”代表。之后辽宁又出了个张铁生，由于考试分数太低，他在试卷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称别人是大学迷和不务正业的书呆子。他在发了一通牢骚后还不忘自我chuī嘘一番。于是，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个反cháo流的先锋。紧接其后，河南省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jiāo了一份白卷，其背面还附了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使该县280人受株连。更jīng彩的还在后面，到了1973年底，北京小学生huáng帅的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的严格管束提出了质问和批评，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反cháo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录音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都市兴起了一股购置家电的热cháo。手提日本录音机，眼戴蛤蟆镜的年轻人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有人这样归结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huáng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大包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手上还提了一个特大号的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