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再是“脂批是否全部作伪”，而是“能不能证明脂砚斋就是曹頫”。
“仍用《石头记》”辨
《还原脂砚斋》第四章《脂砚斋与红楼梦》第二节《脂砚斋对书名的取舍》第二小节《“仍用〈石头记〉”辨》写道：
几乎人人都知道一条“红学常识”——《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这常识是从何处获得的呢?是脂砚斋自己告诉大家的吗?不是。脂本一律称“重评石头记”，从头至尾未见有“稿本”或“原本”的标记，书中也没有任何人的序跋(不论是出作者之手还是评者之手)说明本子的来历与源流。翻遍所有现存的红学文献(包括被当作“脂本系统”的其它版本)，唯独程伟元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程甲本《序》中，有一句“《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的话，在脂本说“出则既明”时，程甲本却说“《石头记》缘起既明”，这才是这条“常识”的真正出处。[10]
我们来看一看，脂本中到底有没有文字说明本子的来历与源流，究竟有没有将小说“本名”定为《石头记》。甲戌本《凡例》写道：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
……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11]
甲戌本正文第一回又写道：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12]
从以上引文来看，不但小说的来历和源流非常清楚，小说本名《石头记》也可以由“作者自云”“撰此《石头记》一书”这句话自然推论出来。庚辰本将引文中“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一段列入了正文第一回，程伟元即使没有看到过甲戌本，单凭“作者自云”“撰此《石头记》一书”这句话也可以得出“小说本名《石头记》”的结论，程伟元的这个常识恰恰来自脂砚斋的评语，而不是相反。
欧阳健先生对上述脂批的误读，还表现在他认为“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15个字“显然是后来所添加”，他的理由是：曹雪芹是小说的“最后的定稿人”，“出则既明”四字直承前文“分出章回”，“语意十分连贯”，而“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一句是在“前一句话尚未说完的情况下”“忽从中添加”的。欧阳健先生还引用了郭树文先生对其判断作完全肯定和赞赏的评论：“这鉴赏感知敏锐细致，辨析鞭辟近理。”[13]
可是，欧阳健先生在下论断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误认为曹雪芹是小说的作者。由于小说真正的作者是曹頫，那么曹雪芹就不可能是小说“最后的定稿人”，因此“分出章回”之后当然不能紧接“出则既明”，因为“最后定稿”的情况还没有说明。第二，正因为欧阳健先生误认为曹雪芹是小说的作者，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一句是对小说源流的恰当说明，并非忽然添加，他没有认识到只有在这一句之后才可能“出则既明”。
由此而论，欧阳健先生对甲戌本独有的“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一句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进一步说，如果脂砚斋就是曹頫，那么这一句脂批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而甲戌本的《凡例》，恰恰就是作者兼评者的序言。
“元chūn是石头的后身”辨
庚辰本第十七至十八回写道：
元chūn入室更衣毕，复出上舆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14]
欧阳健先生读到这一段脂本特有的描写后，议论说：“最令人诧异的是，脂砚斋有时还将元chūn看作石头的后身……此段行文，纯从元chūn的所见所思角度落笔：她先是看到这说不尽的富贵风流，于是‘自己回想’起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的凄凉寂寞。于是乎，贾元chūn也成了石头的后身了，岂不怪哉?……其实，全段一气呵成，‘只见’也好，‘回想’也好，‘本欲’也好，主语都是元chūn。庚辰本同回叙元chūn赐名题诗之后，还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异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记今日之事。’益加证明上段之欲作《省亲颂》云云，正是元chūn的内心活动。”[15]
欧阳健先生在这段议论中又引用两条既未署名也未标记gān支纪年的批语，一条是：“如此繁华盛极花围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语截住，是何笔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绝?”另一条是：“自‘此时以下’，皆石头之语，真是千奇百怪之文。”他认为这两条批语是“为了‘防止’读者的误会”(按，指“将元chūn看作石头的后身”)，进而得出脂砚斋“颠倒错乱”的结论。
很遗憾，“颠倒错乱”的恰恰是欧阳健先生自己。“最令人诧异的是”，“鉴赏感知敏锐细致，辨析鞭辟近理”的欧阳先生竟然会发出这样“颠倒错乱”的议论。
首先，我们能确证这两条批语的确是脂砚斋所作吗?正确的答案是“不能”。那么，我们能确证这两条批语肯定不是脂砚斋所作吗?正确的答案是，如果脂砚斋就是曹頫，那么这两条批语肯定不是他所作。因为曹頫本人没有必要在此自chuī自擂，而其他具有相当艺术鉴赏力的评点者则可能对此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果脂砚斋不是曹頫，那么我们无法确证这两条批语一定不是脂砚斋所作。如果这两条批语一定不是脂砚斋所作，加批者为什么要主动防止读者的误会呢?难道这两条批语所作的判断不能根据小说文本自然而然地得出吗?我认为，这两条批语是对小说恰当的评价，也符合我的观感;而且，单从批语的字面上看不出加批者有任何故意防止读者误会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