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述方法上来看，拙文贯穿始终的方法有二：一是“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剥笋式地探讨情节逻辑，挖掘作者的意图，进而考察作品的整体意义;一是在辨析史料、文本以及层层推论时尽可能严格遵循“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的“朴学”方法(梁启超先生语)。至于这种方法在拙文中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请广大读者严格检验。拙文在论证过程中作出结论时，使用的都是“不可作歧义解释的论据”，并且每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都是下一步推论的前提。
“新批评”对于广大文学批评家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批评方法。所谓“熟悉”，就是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而且只适合于解读诗歌和短篇作品;所谓“陌生”，就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完全可以用来准确解读长篇作品的鉴赏和批评方法，而且是治疗当前文学批评家们“失语症”和“呓语症”的良方。
说到“准确解读”，大概就会有人要拿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套话来为自己执著的偏见作辩护。“新批评”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说得很好：“要硬说没有一点有力的证据证明一名读者的反应比另一名读者更正确些，实在是绝望者的qiáng辩。”
在很多新锐的文学批评家眼里，“新批评”可能是失势和过时的批评方法，是充满偏颇和错误的东西，可是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即使在新学说层出不穷的美国，“新批评”在公立学院和大学中仍然是一个主导的教学模式。
拙文对“新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侧重于梳理小说的“时序”(年代序列和人物年龄)，而这一工作的成果恰恰构成全面和深入理解《红楼梦》的基础。当前80回与后40回的关系并不明朗，甚至真实的作者还不为人知晓时，谈论小说《红楼梦》的艺术水准、价值及其意义，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最后我想简单地谈一谈天文历算和八字命理对于拙文论证的意义。如果没有对小说中这两方面问题的深究，绝不可以得出拙文现有的结论。当我们期盼有新的材料出现，以使红学研究真正走出僵局之时，很遗憾，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新的材料”恰恰长久而寂寞地存在于小说所写的天文历法和八字命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