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任何发展规划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对规划进行适当调整并非是绝对不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任何调整都应当是有科学根据的，经过论证的，符合法定程序的。在没有充分根据证明既有规划存在重大缺陷或决策失误之前，不可随意做大的调整。不能仅仅按照领导人的“新思路”就对既定规划大修大改，更不能全盘否定，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不管怎么说，急于改变规划思路、调高发展指标是不足取的。在发展规划上“破”字当头等于瞎折腾。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后立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行修改调整的做法，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合规。实践证明，因为换届导致发展思路突变，不仅影响党和政府的管治威信，使老百姓产生法无常规、政策多变的感觉，而且会对地方发展带来切实的消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思路的稳定、连贯，是保持一个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发展思路不稳定、不连贯，就无法保持投资环境的稳定，无法以连贯的政策吸引外部投资，更不能保证产业结构按照前后一致的方向优化升级。一些地方长期发展慢、竞争力弱，通常与规划目标摇来摆去，一届政府一个令，一任领导一套思路，“各领风骚三五年”，不能保持发展规划的稳定性、连贯性直接相关。
从以往的执政实践看，不少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履新后，往往打着“改革”、“创新”、“开拓”等旗号，对前任班子制订的规划、决策等等，不加任何分析评估就全盘否定，然后另起炉灶，重新拟定执政思路，而且必须与“旧官”划清界线、泾渭分明。君不见，前任决定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创造绿色GDP，现任偏要转向更加“快速高效”的工业开发区，哪怕污染将本地旅游资源毁坏殆尽;“旧官”推行的“村村通”工程已近尾声，新官却认为规模太小，gān脆重新集资，再兴土木，令民力苦不堪言……
这种“一朝官员一朝令”的景象，令许多良好的规划和决策中途夭折，jīng心孕育的正确政治智慧和执政思路被一夕废弃，这不仅可能造成巨额的经济làng费，更是一种决策、思想、智慧的làng费，我们姑且称之为“决策làng费”。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决策làng费”现象已渗透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决策层面，由此必然造成“决策环境不稳定”、政府缺乏“决策诚信”等后果，令基层gān部、普通民众乃至外来投资者不知所从、疲于应付，当地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一些地方甚至短时间内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市长、县长等等，新政迭出，不断重复“决策làng费”的怪圈，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执政困境。
“决策làng费”现象之所以大行其道，最根本原因是“政绩优则仕”的政绩观在作怪。在许多官员看来，如果只是继承前任的决策、沿袭前任的思路，如何能体现出自己的“政绩”?又如何能进一步升迁?正因此，一些新官的所谓“改革”、“创新”之举，其实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领导智慧”、“工作能力”等等，制造各种新“政绩”，进而打通晋升之道。
要遏制乃至消除“决策làng费”现象，首先需要新官走马上任后，坚守“为民众谋福祉”的执政理念，而不是热衷于制造一己“政绩”。对于前任遗留的种种决策和思路，应当在实地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评估的基础上，该继承的继承，该修正的修正，该废弃的废弃，该创新的创新，而不能一概采取“新官不理旧政”的简单做法，粗bào打断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令社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更重要的是，应当改革传统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绩评价机制，从根本上铲除“决策làng费”的内在驱动力。官员的创新意识、改革意识应当得到鼓励，但我们必须反对以“改革创新”为名博取虚假功名。正因此，政府决策和官员执政思路必须通过民主程序的检验，而不是由少数官员独霸决策话语权。正所谓官员不分新旧、决策不分先后，无论是“旧官”遗留下来的老决策，还是新官上任的新决策，抑或各种决策的实际功效，都必须通过人大、政协、舆论、学者、民间组织等各种渠道，由普通民众、利益相关者等社会各方来评判该决策应否保留、完善或废弃。此外，官员是否具有政绩，官员是否继续升迁，也应该接受民主机制的评价，由普通民众说了算，以民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最高标准。唯如此，才可能减少新官上任后的急功近利之举，遏制“决策làng费”现象。
“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外，那么他就是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叛徒。
这种游戏官场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假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公共管理体系因此千疮百孔，不堪一击。非人性的官场政治游戏化是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大病症。对自身的职责惘然不知，对民情视若无物——这是很多地方官员共有的性格。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演戏，游戏官场，游戏人生自欺并且欺人，并陶醉在这个官场游戏固有的大团结意想之中，可见官场游戏的惯性是多么qiáng大，多么令人恐惧。
中央对政绩的考核制定了新的标准：
一、 是必须符合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统筹发展。
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班子和gān部的差异性。
三、是要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四、是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适时调整考核的内容。
五、是考核内容要规范明确。
六、是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
第十九章 中央与地方
19.1 中央与地方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bào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形态——“bào力—财政实体”。bào力—财政实体内部有bào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bào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qiáng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bào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者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话，读书bào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在文明史早期，bào力赋敛集团的核心通常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在帝国时期，bào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bào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bào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