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政治诚信的问题。提倡诚信的政治人格，建设诚信的政治制度，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
通过政治结构自身的纠正机制和人民的广泛监督，使不诚信的官员受到处理，使不诚信的组织得到改变，是建设政治诚信的基本途径。让政治行为具备基本的道德品质，让公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级组织和官员的政治主张、政治宣告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体现。给公众一个道德的、诚信的政治，社会就会激发出qiáng大的公共jīng神和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权贵者并不先天具有被谴责的劣势，穷人也不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只要是犯罪，就应该同样接受社会的裁判、良心的谴责。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贪官污吏的伤害是纵深的，而民间的伤害是广泛的;贪官污吏是可数的，而民众的数量是广大的。人性的向恶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丧失以后，法律就变得相当脆弱，纵然死刑再保留一万年，又能吓倒几个人?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有意思的是，再jīng妙绝伦的慌言也是会遗忘的，只有真相不会被遗忘;因为慌言表达的不是真相，而说慌者往往记得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是经历过的;这是真实与慌言的最大区别。因此说慌者要能不露破绽，不仅仅要记得真相，更要记得慌言。说慌者要有很好的记忆力。所谓“信任危机”也意味着人际间慌言多多。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慌言往往是对合理价值的否定，事实上就是对谬误的承认，起码也是纵容。在慌言泛滥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必须将慌言当作真相?在慌言可以被当作真相的时候，绝对价值就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一来未必就天下大乱了，很可能是天下更太平了，但是我们的智慧和身躯也就要渐渐离开大地了。
社会互信的建立和失去，都是一个长时间、多事件的积累过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常常说社会把人给害了，却从不说人把社会给害了。
人的成长要接受四个方面的教育——父母、老师、书本、社会。有趣的是，后者总是与前三者背道而驰。
太平不是安宁，太平更多地表现为压制下的服从状态。
23.8 关于道德问题
盗窃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但只偷钱不害命并主动返还其他物品以避免失窃者更大的损失，这好象又是“道德”的。社会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以往那种把人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分成好人和坏人的简单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犯罪和各种丑陋现象消灭gān净。于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次道德现象。次道德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应当提倡，因为它可以把犯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次道德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只能承认或者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在现实社会，既然犯罪无法消灭的，我们只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次道德也是一种“道德”。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看客现象”，这是一种社会病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刺耳的“不和谐音”。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的态度，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充当“冷血看客”而不知耻的现象，作为一种恶俗风气正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
看客的基本心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人生观。;还有jīng神空虚、百无聊赖、过度寻求感官刺激的“看戏心理”以及“金钱至上”的心态;此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心理不够健康等，都可能构成看客的微妙心态。
道德家满世界都是，而满世界都在缺德。
他人的不道德，绝对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不讲知识，道德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所有的不道德，都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
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产生善者的时代，而是一个产生智者的时代。某件事情做与不做，并不取决于是与非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利与害的权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他的智商。
对道德行为的逆向鼓励，不仅会暗示道德的严重贬值，而且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
一个人再厉害，他是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一个人智慧和道德水平再高，他也不能超越既有体制的局限而独树一帜。——这就是说，根子在于体制。
道德对于商业的意义在于：做生意不仅要提供丰富的物质，而且对提供jīng神方面的层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人的不道德，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道德是最昂贵、最坚韧的金属，在金钱面前却不堪一击;金钱稍微一用力，道德就被扭曲成麻花，这是多么可怕的扭曲。
对当下中国很多的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制度建设问题。一切的社会问题，总想到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加qiáng监督等等。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
法律法规多了，反倒更多违法的人。人如内心失去道德，他就不怕违法，就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法令越严相应盗贼越多。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如果怀着歪曲之心的人太多，法律有多大作用?并且，当执法的人也在亵渎法律的时候，法律有什么用?
要知道人类社会最初是没有法律的。法律是人创造的。因为一些人不自觉，才有了法律。法制不是灵丹妙药。所有的法律都有漏dòng，何况对于“聪明”的中国人，什么样的法律不能绕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独有的中国情况，这是对“制度崇拜”的最好讽刺。况且，法律的执行是需要巨大成本的。
要知道中国当下最缺少的是什么。中国人普遍缺素质，中国人缺“德”。我们需要法制，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和素质做基础，缺少尊重法制的人，法制就会成为摆设。提倡道德，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灌输，不是说教。
政治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先以权力的力量垄断道德，再以道德的名义剥夺权利。
道德行为最讲究动机的纯洁性，就好比一条小溪，一旦源头被污染，下游的溪水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gān净的了。雷锋本来是一个道德符号，而道德符号一旦和利益挂钩就必然导致虚伪。
“雷锋jīng神”的核心是利他主义的，恰恰与利润没有关系。把“雷锋”作为一个品牌管理起来，允许一部分人使用而禁止另外一部分人使用，实际上等于让使用“雷锋”品牌的这部分人垄断了和“雷锋”品牌有关的种种好处，这不是正好和雷锋jīng神相违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