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的官场，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龌龊的地方，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有权者命令，无权者服从;权大者命令，权小者服从;善恶判断、是非曲直，一切都是以官职大小而定，有权有势就是爷，无权无势便是孙子。
《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谈到了“国军”的潜规则：凡事必须行贿才能办，就是一条潜规则。部队指挥官拿着“委员长亲批手令”，却无法从军械仓库领出武器来。还要给管理仓库的人行贿才行。
越是腐败无能的人，越容易得到重用，这是“国军”的又一条潜规则。如汤恩伯就是这样的人。
腐败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靠封官许愿也选拔不出杰出将领。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踏进任何一个新地方，你一定要注意：不仅仅要看到墙上悬挂的、形成文件的那些看得见的明规则，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发现和适应其背后暗藏的潜规则。
3.5 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
学者吴思他在书中说：“支配这个集团(官吏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决择，这种结果和决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jiāo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学者吴思在《当贪官的理由》一文中，通过《明史》中记载的一件事情，说明了这一原因。崇祯元年(1628年)，一位叫韩一良的户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者副科级，但位置很重要，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他给朱由俭皇帝(崇祯皇帝)上疏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自己是个很小的官，都辞却了别人送的500两银子，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崇祯皇帝很高兴，认为他很忠诚，准备提拔他当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级)，但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谁送给他银子。结果韩一良不愿意说，被皇帝撤了职。
韩一良宁可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途，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而不肯告发那些给他行贿送礼的人，背后必定有qiáng大的支撑力量。怕得罪人的解释是说不通的。
无论哪个朝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益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是遗产，亏损是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从史料的记载，明代官员的正常俸禄是不足以养活官员及其家人的;海瑞这位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死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就是证据。
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皇帝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象善于将百姓bī上梁山一样善于bī官为贪。
“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说得再简单点，就是实用理性，一种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为核心，适应人的心理情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实用理性。比如，我们不说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只说医院里送红包、学校收赞助费、单位设小金库之类的事情，这些都是拿不到桌面上的，都是潜规则，但它的运行却有相当广泛的市场。用现代比较时髦的一个术语来说，这就叫腐败的“民间基础”。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互相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用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qiáng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做不成，
学者吴思在《新官堕落定律》中用朱元璋的话说明了新官堕落的规律。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象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gān。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吗?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服苦役。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gān净的钱毫无益处。朱元璋又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哦了，全部又jian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人很多。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红楼梦》第四回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贾雨村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把《红楼梦》第四回看作全书的总纲。其中这样写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那些衙役果然在诱劝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你可要三思。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地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的学习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的。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接受的是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官员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帐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帐目上做手脚，反正皇帝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帝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