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僚政治事务的运作方面，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无不反映出官僚政治较高的理性化程度。
科举是传播儒家正统观念最为有利的工具，体现着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隋唐以来，施行科举制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考试为少数平民通过官方正常程序改变地位提供了机会，其积极意义在于试图建立公平有效选拔人才的社会机制。
“资格”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广义上说，它事实上是由管用的出身、进入仕途后的履历、职任的剧易、品级的高低、课绩的记录、乃至推荐者的身份、人数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在诸多因素中，官员的“资历”显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就其狭义而言，“资格”与课绩相对，主要是指“资历”。
资序，即资任、资历，其内容包括差遣职务的高低和任数。资序系统，主要是由诸多外任差遣层次构成的。“依资序迁”的任用升迁原则，在我国官僚制度史上曾经长期发生作用。
完全合丝对缝、秩序井然的原则规定，在复杂多变的官僚场上，很难不折不扣地照样实施。为保证根据需要及时派遣，必须采用一种上下衔接、纵横贯通而富于弹性的资序与派遣对应方式。这套体系，是在人事选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在矛盾、平衡的反复运作中逐步丰富起来的。
重资序不重绩效，重“实历”不重能力，是官僚制度造成的弊端。
出现于八世纪中叶的《循资格》，在其后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资历至上”的原则之所以长期行用不衰，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循资格》是在门阀政治彻底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注重资历的jīng神以格条形式固定下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体现了更为平等、开放的趋势。重视亲民，qiáng调资格，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官吏重视基层实践，使一些具有治事经验的肉得以充实到中上层官僚队伍中来;“资历至上”的原则可以部分地限制请托，阻止达官贵人子弟的过快升迁。
其次，循资原则的固定化，与社会上存在着庞杂臃肿的官僚队伍分不开，它是铨选制度只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封建国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力求以仕宦之途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成员。
在难以掌握众多候选人实际才能的情况下，资历作为容易核查的条件，为吏部应付矛盾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于是资序在铨选中所占比重大为提高，并进而 为系统的资格之法。一系列规则的产生，反映了封建人事管理制度走向标准化和程式化的过程。
当代社会如何进入官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其中gān部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高居社会顶端，;排在最下面的三个阶层则分别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阶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则指出：gān部子女成为gān部的机会是非gān部子女的2.1倍。近年来整个官员阶层日趋jīng英化，大部分的新进公务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他们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提拔机会，更容易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据统计，我国现有公务员500多万人，其中只有8%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职务以下。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这有限的职位自然会成为众人争夺的“肥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为争夺职位明争暗斗已经成为一种官场常态，发展到极致，雇凶谋杀竞争对手的也时有发生。
1.3 为什么进入官场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为做官的敲门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不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只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也就使得清末社会各阶层都踊跃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有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难以止步：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皇权专制下的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是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措施都将黯然失色。权力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财富是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
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很杂滥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象做生意般地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dòng，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
追逐利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文章传世是进入仕途的缘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追逐权力，大致不外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由于被b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如陈胜、吴广、韩信、朱元璋等，这是属于求生存一类;二是出于改变现实地位的目的，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跳出农门”，这是属于求改善一类。这一类在中国历代官员中，占了大多数。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的传统排序，“士”为四民之首，“农”排在第二，实际上，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整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农民身上，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它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chūn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huáng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chūn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jīng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