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蒋介石一个星期后的行动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面对一夜之间发生的历史巨变，斯大林当然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政策，更得考虑对付来自托洛茨基方面的质询、批评。如何应对中国发生的变故，他和托洛茨基，还有共产国际都还需要时间。于是，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仍是蒋介石大本营的成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也正因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还留在蒋介石的大本营，今天我们才得以从他们的回忆中，看到“四一二”前后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的活动画面。
1927年第14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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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勃拉戈达托夫1925年来到中国，他是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改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和一批第四期、第五期的同学一起，成了广州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先后担任驻河南、广州顾问小组参谋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副手。“四一二”前后，他正作为加伦将军的副手，出入于蒋介石的司令部。他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为历史留下了那些风风雨雨日子里南京大本营的活动的见证。
其实蒋介石的野心早已被人察觉。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其目的就是想遏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但蒋不理这一套。南京一经攻占，他就离汉赴宁，“宁汉失和”不再是内部的秘密了。就是在此时，勃拉戈达托夫和他率领的苏联顾问小组，也在3月27日乘军舰抵达南京。
不清楚在南京的这些苏联顾问，是否当即知道了4月11日夜里和12日白天发生在上海的屠杀，勃拉戈达托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件事情。他说，在12日早晨，他还在与蒋介石的参谋长讨论宁汉双方协作的问题，他甚至觉得“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但是，他同时也说:“关于宁汉和解的希望落空了。”
我从第六军的顾问那里得知，武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并决定用轮船和驳船运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要占领南京，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远见的，也很不现实。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张学良可以拿出奉军的六个军来对付唐生智的战斗力不qiáng的两三个军，也就是说他的兵力占一倍的优势，更不用说还有吴佩孚的部队。
由此可见，至少在此时，苏联顾问们还把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司令部作为一个整体在看待。
4月13日夜，蒋介石约见勃拉戈达托夫。蒋介石的突然来访，颇让他感到意外。他这样记录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他当时十分激动。首先问了问我的起居情况，然后问我，有没有得到加伦那里的消息。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就说:他完全不明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什么沿长江向安庆开来。”显然，上海发生的事件并不在他们的谈话之列。
勃拉戈达托夫最为生动的记录，是他对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当晚一个大型宴会的描写。此时，上海13日举行的十几万人大游行已被镇压，整个局势已被蒋介石控制。于是，这样的宴会，也就成了蒋介石和部下们弹冠相庆的场所。我不清楚，勃拉戈达托夫这些苏联顾问，为何还能出席这样一个“庆功会”?当然，我也没有见到比这更好的现场记录:
晚间，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宴会，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第一桌正中端坐着蒋介石，旁边是胡汉民，再往边上是马·伊·卡扎宁(苏联顾问的中文翻译——引者注)和李翻译(以备南方人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普通的中国长袍，外面套着深灰色的马褂，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只蝙蝠。他那张尖削的知识分子面孔表明他是个意志坚qiáng的领导人。他梳着平头，黑色的头发使他瘦削的脸更加突出。在另外几张桌子旁坐着许多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其中有肥胖的、宽脸盘的、戴眼镜的何应钦;还有坐立不安的、gān瘦的、头上长疙瘩的白崇禧。
胡汉民出席宴会意味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中派已向右倒了。胡汉民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他是一个狂热的反动派，即使在他的支持者遭到不利时，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由于他的反动言论刺伤了总司令，蒋介石曾与他断绝往来，而现在他跑到蒋介石这里来了。
宴会的高cháo是大家的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大肆攻击，他处处都提到鲍罗廷的名字。他越讲越起劲，越来越慷慨激昂，声调不断提高，甚至发出尖叫。蒋介石硬说：鲍罗廷答应回到苏联去，但食言了。他说:“我曾打电报去问共产国际：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们对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里，蒋介石把自己同中国中央政府等同起来，即明目张胆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但是，没过一分钟，蒋介石感到自己的话讲过火了，于是便捶胸顿足地向到会者保证说:他不是凯末尔，也不是墨索里尼。他在讲话的最后，大骂中国共产党。
最生动的莫过于下面这个细节:“第十一军政治部前主任恶毒诽谤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他提议为国民党gān杯时，一直没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白崇禧，好像被蜂螫了一样跳起来，举杯预祝消灭中国共产党。”
勃拉戈达托夫写到一个他不知道身份的人在发言时，“他那副发狂的神态只能比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胡汉民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讲话”。
“歇斯底里”无疑是整个宴会的基调。勃拉戈达托夫说:
几乎没有人用正常人的声调发言，全都大喊尖叫，歇斯底里地狂吠。起初，我曾想提醒一下大发雷霆的讲话人: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到中国来的，苏联在无偿地援助国民革命军。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把各支零散的队伍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部队，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打垮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肆无忌惮的将军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景，我决定离开这种场合。临走前我请总司令最近接见我一次。我的离席着重表明：我既不同意讲话者的情绪，也不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看来，我们的示威式的退席，对总司令以及到会者稍稍起了一些清醒头脑的作用。他们以沉默为我们送行。
后来，他终于又见到了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今非昔比，在他的面前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神态了。
四月底同总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我提醒注意：我们没有从他的司令部里收到任何情报，因此无法给他们帮助。这时，我从他的姿态、手势和脸色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看来，他已飘飘然地感到自己了不起了。以往我们相晤时，他通常举止朴实，态度友善，这时他却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两手叉在胸前，就像拿破仑那样，撅起下嘴唇，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