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他认为在与托洛茨基争权斗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在巧施伎俩毁掉了中国的大革命。伊罗生知道《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在此期间，伊罗生夫妇曾从利物浦乘船前往挪威去看望托洛茨基。维奥拉后来回忆说，这次访问，伊罗生和托洛茨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延续了很多年。
伊罗生和妻子后来回到美国，到纽约曼哈顿东区南部的公寓里住下来。他们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中国论坛》专号上用过的那幅中国军官和成堆白骨在一起的令人恐惧的炭笔画。
伊罗生又受聘担任法新社的翻译。每天早上五点他到法新社的办公室上班，一直工作到中午。这使得白天有剩余时间来写他的著作。
伊罗生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还是没有发表斯大林1927年4月5日的演讲的那一期。他继续执著地寻找。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已经被剪走，“这让伊罗生后脑勺的头发竖了起来”，维奥拉许多年后回忆说。很显然，这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由在纽约的某些党的积极分子剪走的。这再明白不过地证明是斯大林的绝对无情和对全党的统一命令，才使世界上任何一处公共档案中，都找不到被删去的文章，至少据伊罗生所说是如此。
伊罗生后来终于从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那里找到这份被清除的资料。沙克曼是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也是伊罗生的朋友。沙克曼保存有大量文件。他藏有随《工人日报》发行的每期《国际新闻通讯》，斯大林的演讲记录终于找到了。伊罗生随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并把斯大林的这段话引用了进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建议邀请伊罗生夫妇访华，但当时未能如愿。
伊罗生在鲁迅和茅盾帮助下编选、翻译的《草鞋脚》，终于在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伊罗生在该校担任政治学教授，他当即给茅盾寄出一本《草鞋脚》，但书被退回，标明：地址不详。伊罗生失望了。正在发生“文革”的中国，离他那么遥远而陌生。他整理出鲁迅、茅盾给他的信，追忆当年的难忘岁月。他不能让这些信埋没在自己手中，但又不能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便将它们捐给了美国一家图书馆。
1980年一个夏日的huáng昏，两位中国朋友来到伊罗生家中，给他带来两本中国出版的《新华月报》，上面刊载有他捐给美国图书馆的鲁迅的信。这给他一个信息:他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重访中国。他当即给宋庆龄去信，说他将于10月访问日本，询问有无可能邀请他们夫妇访问中国。
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伊罗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话。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接受邀请的话，可回电告知，中方将办理好签证，放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伊罗生可在那里领取。
伊罗生夫妇如愿以偿。1980年10月13日，他们由东京抵达北京，15日与宋庆龄重逢，同一天，还见到了丁玲。第二天，他们拜访茅盾，17日与刘尊棋重逢。回国后，伊罗生撰写了此次重访中国的著作《重访中国》，记叙了整个接受邀请和访问的过程，该书1985年在香港出版。
伊罗生现已去世。
1936年第28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1)
1
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徜徉在华清池，就像是走在历史中。眼前的许多景物都会引发人的感慨。我总觉得，1936年12月在这里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在很大程度上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具有真正转折意义的历史环节。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进展与之相关自不待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未来的走势变化，更是从这里开始。一个由盛及衰，一个由弱转qiáng;一个从二战期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变为láng狈不堪退缩到孤岛叹息不已;一个从huáng土高原如困shòu般抗争变为独步天下引吭高歌。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时刻，历史道路在这里改变了走向。“西安事变”，应该说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刻骨铭心的时刻。虽然品到的滋味各不相同。
对于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中一些人非常幸运地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甚至扮演了比任何人都要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直接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历史转折，更是他们刻骨铭心的。
2
斯诺和海伦夫妇，又一次生正逢时，率先走进了这一事件的序幕，听到了渐次响起的前奏曲。
斯诺1936年6月从北京来到西安，然后从这里前往红军控制的“匪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他抵达西安后，访问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和由蒋介石派来监督“剿匪”、担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斯诺与邵力子曾有过接触。六年前，在南京，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邵力子，安排斯诺采访了蒋介石。如今，他们在西安重逢，谈论的话题是在陕北的战事。从他那里斯诺证实了北京的熟人通告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经暂时停止。
邵力子对斯诺说:“不，现在陕北没有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诺相信有可能实现采访红军的计划。后来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红军与张学良率领的军队达成了休战协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才有了暂时的空闲，得以轻松而从容地接受斯诺的长达数月的采访，而斯诺也从旅行和采访中了解到张学良对延安的秘密访问和谈判。他直接感受到，“剿匪者”与“匪”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已经把蒋介石jīng心编织的天罗地网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两种势力之间已悄悄发生的潜在变化，与官方公布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已经大大不同。
当斯诺完成四个月的“西行”回到西安，这种感受更加qiáng烈。他说:“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不过，直接采访到张学良并将少帅的与红军停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发表出去的不是斯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
按照预约，海伦在1936年10月由北京来到西安，准备在这里迎接从陕北归来的丈夫。在等候斯诺期间，她得以采访到张学良。在这位美国女记者面前，张学良慷慨陈词，通过外国媒体，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决心。
从孙中山、宋庆龄开始，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早已形成了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他们更愿意通过外国记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之于世。不仅仅限于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忆、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国人的笔下出现，然后中国老百姓才一一得知。这显然是那些活跃在中国的，或者一时关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新闻同行们无疑黯然失色，他们只能在一旁羡慕和嫉妒。然而也应看到，许多时候只有外国媒体才能不受中国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这一点上，外国记者自然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