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斯坦回忆说:
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公寓的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记者们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jiāo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每周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照例在星期三下午举行。地点在位于记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礼堂。每到这个时候，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差不多总有一百余人坐在一张铺有桌布的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等候政府发言人的到来。
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除了十几个外国记者，还有来自英、美、苏联、荷兰和其他各国大使馆的观察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和一些重庆报纸懂英语的记者，以及一大群记录员、新闻检查官、 政府各机关派来的观察员等。另外，还有三十几个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中宣部下属的新闻学校，来现场观摩和考察。政府方面出席招待会并负责答记者问的官员，一般是宣传部长梁寒操、外jiāo部副部长吴国桢。
斯坦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重庆，随着局势的发展，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不再是外国记者和官方之间的例会，而成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的jiāo锋，这被他称为“现代历史舞台上的戏剧性表演”。他说中国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叫做“我们惟一的国会的替身”。
2月22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
又一场舌战开始。
率先提问的是白修德。就是他，1939年刚到重庆时还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新闻处的顾问，负责编写政府需要的新闻。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的立场上。
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继续?
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封锁”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
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封锁”。
商量好采取集体行动的记者们，与梁寒操、吴国桢展开了jiāo锋。
他们要求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报道，而提出不愿意受中国政府严厉的新闻检查或新闻封锁。他们还希望去采访被封锁的延安。
斯坦问:我们可不可以请延安方面就形势发表一个声明?
白修德说:假如政府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希望让共产党也准备一个声明，以便我们同时发出。
梁寒操回答:在战时，是不允许一个分裂的政府这样做的。
《伦敦新闻》的记者盖德尔提出:我要问，到底准不准我们去共产党地区?能不能去延安或者陕北?
梁寒操回答: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希望你们都去，但这要军事当局同意。
这时，阿特金森拿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信件:这儿有一封几个记者联名写给委员长的信，请求准许去延安采访。
外jiāo部副部长吴国桢说:看来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的。
他说得不错，这是预先安排的。这些记者们只是想更好地履行职业的使命。他们信奉新闻自由的原则，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不能不让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国民党官员们感到尴尬。
原以为没什么希望的事，没想到却有了转机。
一个星期后，还是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寒操对他们说:委员长指示我转告你们:他也有意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当这个计划可以实现的时候，政府会向你们正式发出邀请书。委员长有个惟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也要去访问西北非共产区，而且你们要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至少呆上三个月。
外国记者的努力终于成功。
六名外国记者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行。他们中有联名上书的四位:斯坦、爱泼斯坦、福尔曼、沃陶，另外还有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中国记者、几位政府官员。他们身上都佩戴上了“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徽章。
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封锁，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2)
2
延安敞开胸怀欢迎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
斯诺是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第一人，当他冒险前来时，红色首都还在保安。随后来到的记者，才是延安的客人。他们中有史沫特莱，有斯诺的夫人海伦，有做过记者、但此时身份是学者的拉铁摩尔，有贝特兰，有斯蒂尔，有《新苏黎世报》的摄影记者博斯哈德……
集体采访这是第一次。
毛泽东高兴地和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聪明的共产党人，深知借助外国记者宣传自己革命的好处。斯诺第一次到来时，他长时间与毛泽东，与众多中共领导人jiāo谈、游玩。他很幸运，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找第一次向世界展现自己、展现红军形象的机会。他乐意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他甚至主动提出，向斯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在他是惟一的一次。
史沫特莱、海伦、贝特兰、斯蒂尔都受到中共的特殊礼遇。
北京沦陷之后，贝特兰来到西安，他是躲在一辆八路军运粮卡车的米袋堆下面到的延安。
一到延安，他便接到邀请，在他到达后的第一个上午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
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做报告的毛泽东。
他回忆说: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那个huáng土峭壁上开出来的宽敞的窑dòng居室里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他靠在一张折叠帆布躺椅上，阅读从前线或晋南军队总部不断发来的电报或无线电文。他会在每一份电文上草草写些批语，jiāo给一个助手，然后回头来继续谈我书面向他提出的一长串问题。
毛泽东有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有时用手指轻轻抚摸自己高高的前额，有时敲敲下颚上那颗吉祥痣，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
毛泽东与贝特兰的谈话后来整理发表时，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注明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
比贝特兰早几个月来到延安的是拉铁摩尔一行人。
1937年6月初，他们从北京出发。为了避免被看出去延安的企图，他们假装是游客在旅行。他们没有乘火车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游玩一阵后，沿另一条铁路南下，最后到了西安，后来转道去延安。
前往延安那天，他们没有退掉西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
来到延安的拉铁摩尔，便敏感地有所发现:
使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jiāo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jiāo谈……由于曾做过记者，我的印象是，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词，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错，任何关于中共的故事注定对他们利大于弊。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宣传都是有益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无限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