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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雾气浓重天空yīn郁的重庆相比，延安在来访的外国记者面前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辽阔的高原，天气gān慡，阳光qiáng烈，这让他们感到舒畅。
斯坦这样写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前面就是共产党总部杨家岭:这里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礼堂，墙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排挂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像。
更重要的是，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处在在野党地位的共产党人之间，不存在那种官场惯有的繁文缛节和使人疏远的客套。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曾看到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好奇地问红军怎样过他们的性生活。红军领袖们解释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红军努力把士兵们的jīng力吸引到从起chuáng到熄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军事训练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去。
来访的瑞士摄影记者博斯哈德问史沫特莱:“红军是否向士兵供应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
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把跳舞引进延安，是史沫特莱的一大贡献。
史沫特莱选择位于城郊的一个被废弃的基督教教堂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在这片贫瘠之地上，她挑选的音乐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还用上了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入夜时分来到这里上课，教他们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上海来的演员吴丽丽(音译)。
史沫特莱曾生动描述了学习跳舞的中共领导人的舞姿和性格: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应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作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条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这是1937年史沫特莱经历的故事。
在1944年，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再次从舞会、从与中共领导人轻松的jiāo往中感受着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斯坦在他完成延安之行后写作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写他的见闻和感受:
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会上著名的中国将军们和他们的妻子同年轻的美军尉官和军士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和在美国的家庭;将军的妻子们穿着棉布制服和布裤子，没有口红，没有社jiāo的姿态，但是是快乐的，女子气的;那些谷仓般的礼堂里演戏时挤满了活跃的观众;特别是每星期六晚上举行乡村风味的舞会，每逢那时所有人，党的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里的男女孩子们，八路军士兵，当然还有习以为常的美国人，大家都来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秧歌舞，跳华尔兹和狐步舞。这时的舞会，是在杨家岭的大礼堂举行。
美国新闻处的费希尔访问过延安。他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负责重庆到延安飞行的飞机乘务员，都把延安之行看做一次兴奋的经历，一种仅次于回家的喜悦。
“天哪!跟那边多么不同呀!”这些外国人经常这么说，同时联想起了重庆地区禁止跳舞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那里令人沮丧的气氛。
1943-1949年第45节 延安的天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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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兰这个因报道西安事变而闻名的记者，在延安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外国记者中，不同的人在中共领导人中，有着各自偏爱的对象。斯诺偏爱的是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的是朱德，海伦偏爱的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他偏爱的是贺龙。贝特兰没有提到周恩来，因为佩服他、崇拜他的远非一个外国记者。作为在重庆专门与外国记者打jiāo道的人，周在他们中间有着很高的声誉。
走在陕北的外国记者们，用他们的眼睛观察注视着中共领袖们。
斯诺最早向世界成功地描写出毛泽东的形象，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伟人林肯来作比喻: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所追求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朱德的场面，平淡却又生动:
一个身材短小而健壮，穿着蓝布制服的军人从点着一支蜡烛的桌旁站起来。于是我见到了多年来我在写文章时一再提到的那个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红军的父亲。他早已年过半百，皱纹很深的面孔和蔼可亲。他厚厚的嘴唇这时咧出一个宽阔的表示欢迎的笑，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搂住他的脖颈，吻了他的双颊。
未能访问延安，但作为美国新闻处的记者佩克，却在他的笔下记叙了亲眼看到的周恩来的机智和老到。
那是在美国著名记者希恩访问重庆时。1927年希恩在中国曾目睹了大革命的cháo起cháo落，他在1934年出版的《个人历史》，影响着新的一代记者如白修德、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物。希恩来到重庆，由何应钦设宴招待，应邀出席的不仅有国民党方面的要员，还有各界人士，如著名的天主教主教于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周恩来也出席宴会。
佩克记叙了宴会上的jīng彩片段:
宴会上，希恩和于斌针锋相对。希恩指出天主教徒是一股反动势力，于斌则对此置之不理。人们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两种烈性酒是茅台和玫瑰露，前者产于何应钦的家乡贵州省，后者产于陕西省。谈话转向讨论南方烈性酒和北方烈性酒哪一种更好。这时周恩来插话说:“啊，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曾亲自下令将这两座酒厂烧成平地。”这句话的含义是，共产党能到达任何一个省的心脏部位，包括何应钦的家乡贵州省。这一评论显然使何应钦不快。周看来有些恶作剧。
1944年来到延安的斯坦，对聂荣臻留下深刻印象:
聂荣臻将军身高体瘦，看上去比他的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要年轻些。他穿着与普通士兵一般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见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齐。他那长型的显得机智的脸，像他整个人一样，显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纪律性和气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谦虚，很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