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听到报告说：“我们在坚守阵地。”我们不坚守任何见鬼的阵地。让德
国鬼子坚守去吧。我们要一刻不停地进攻，除了敌人的卵子，我们对其他任何目标
都不感兴趣。我们要扭住敌人的卵子不放，打得他们魂魄离窍。我们的基本作战计
划，是前进前进再前进，不管从敌人身上、身下爬过去，还是要从他们身体中间钻
过去。我们要像从小鹅肠里挤屎那样执著，那样无孔不人!
有时免不了有人会抱怨，说我对战士要求太严，太不近情理。让那些抱怨见鬼
去吧!我坚信一条金科玉律就是：“一盎司的热汗，值一加仑的鲜血。”我们进攻
得越坚决，消灭的德国鬼子就越多。消灭的德国鬼子越多，我们自己人就死得越少。
进攻意味着更少的伤亡。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一点。
凯旋回家后，今天在座的弟兄们都会获得一种值得夸耀的资格。20年后，你会
庆幸自己参加了此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当你坐在壁炉边，孙子坐在你的膝盖上，
问你：“爷爷，你在伟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gān了什么?”你不用尴尬地gān咳一声，
把孙子移到另一个膝盖上，吞吞吐吐地说：“啊……爷爷我当时在路易斯安那铲粪
哪。”
与此相反，弟兄们，你可以直盯着他的眼睛，理直气壮地说：“孙子，爷爷我
当年在第三集团军和那个狗娘养的乔治。巴顿并肩作战!”
《考克斯报告》引发的胡思乱想
“一份报告，出现业余者很容易看出的几十个事实错误，相当令人不安。”
香港一家电视台让我面对镜头发表对《考克斯报告》的“个人看法”，这颇让
我“个人”为难。旧中国只有皇帝和少数权威倾国者才有“个人看法”，一直到十
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废除“因言获罪”，老百姓才敢抛头露面实话实说。根据
传统，作为一个“业不jīng而忙于嬉”的摄影记者，决不该对自己不甚了了的洋人报
告胡乱评论。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香港同胞教导我，环顾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球，并
不是每个人都得像居里夫人那样对事物研究大半辈子，才有开口说话的权利。这的
确是令我耳目一新的跨世纪宇宙观。西方历来善于给可怕的东西取个带有学术意味
的名字，希特勒把集体屠杀叫“最后解决”，美国兵管细菌武器叫“生物手段”。
1998年美国袭击中国大使馆的jīng确制导高爆炸弹叫“JDAM”(Joint Direct AttaCk
Mwhtion )，意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反之，对那些正常或接近于正常的事物却往
往冠以邪恶的名称，在这一点上，考克斯博士比我内行。
耗资美国纳税人250 万美元的《考克斯报告》共分11章，厚达872 页，以自我
反省式方式攻击中国政府有组织地以间谍手段盗用美国尖端技术，参与核扩散，破
坏地区稳定，危害美国安全。在表达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感的同时，借机打击 83/94 首页上一页8182838485868788下一页尾页
执政的民主党政府，煽动反华情绪。美国广播公司认为《考克斯报告》作者对自己
撰写的历史和技术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德国太空史学家Jens Irlt ：111 认为：
“一份报告出现业余者很容易看出的几十个事实错误，相当令人不安。”新加坡工
程师Chen ban指出，考克斯把美国“代尔塔”火箭的有效负载3925公斤说成3925磅，
让人怀疑报告作者的算术能力。
《考克斯报告》还以几页篇幅杜撰1955年钱学森窃取美国火箭技术资料、中国
政府非法获取美国科技成果。事实上早在1950年初，钱学森就因言获罪被禁止接触
“机密文件”，当他1955年返回中国时，美国制造大力神火箭的合同还没确定，所
以钱学森根本不可能窃取当时还不存在的国家机密。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莫文农
gān脆将《考克斯报告》斥为“胡说八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塞欣西奥尼
抨击这是他见过的“最缺乏依据”的“纯粹的宣传品”。曾经担任美国驻华武官、
现供职大西洋理事会的军事问题专家魏尔海姆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就是敌人”是美
国的陈腐观念，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惟有中国最愿意向美国学习。“现在世界上没
有一个政府把中国看做威胁……如果我们坚持中国是威胁，并继续目前的做法，中
国就会变成真正的威胁。”
因《考克斯报告》一举成名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astoPher Cox)是加利
福尼亚共和党人，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国会特设国家安全与军事委员会和对华
贸易委员会国会特别委员会(he Seect Cornnuttee )主席，也是该特别委员会9
名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考克斯1952年生于美国西北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1973年
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学士，1977年在哈佛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考克斯现
住加利福尼亚洛杉矾西南的Nop Beah，距我住过的埃尔森特罗唐氏农场大约100 英
里。我这里详细列出考克斯博士的家庭住址，并不是出于狭隘爱国主义准备修huáng金
台买荆轲从事恐怖活动，而是想把考克斯当成一个普通人，比较一下我们的异同。
一个人有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考克斯的生理年龄比我整整大9 岁。
1973年他老兄21岁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学士时，我正好12岁从北京大翔风小学毕业。
那年早些时候80岁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60岁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我在
南加州开农场的55岁的二伯也风尘仆仆地乘一架波音飞机回北京看望我83岁的爷爷。
当时的首都机场只有一座小灰楼，接机者寥寥无几，可以随意在停机坪上乱走。由
于那是我今生头一回在咫尺之内观看真飞机缓缓降落，禁不住以最大的嗓门发出小
男孩变声期láng嚎般的惊叹。离我一步之遥的体面堂姐闻声吓了一跳，立即以成熟少
女特有的阶级觉悟矜持地朝我蔑视一眼。这一眼至今令我毛骨悚然，因为我违背了
“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的外事纪律。抬眼望去，我二伯身穿花哨的洋
眼端着啤酒肚颤巍巍踏上阔别30年的故土，颐指气使一副典型美帝国主义丑恶嘴脸。
我大伯立即端起院长架子扬手招呼司机，将二伯和一架昂贵的Roleiliex 相机塞进
政府配给的大红旗。就在此后我对jīng美绝伦的德国相机垂涎三尺的10年里，身为全
国政协常委的大伯奋不顾身把五个子女中的四个派到反帝斗争最前线，不料反美大
军全军覆灭，纷纷在星条旗下皈依洋教宣誓成为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