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荆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赶忙说：“我们从来不搞结拜兄弟这样的关系。反正我回去后，尽快把队伍带下山来就是了。”
“你要是不同我结拜兄弟，就是没有诚意。”
“你看，结拜不结拜兄弟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队伍带下山来。”
……
两个人蘑菇了半天，没有结果，敌营长答应让张回去考虑考虑。
张开荆又去向谭震林汇报。谭震林问他的意见，张开荆说：“不答应和他结拜兄弟，他不会放我回去……为了挽救游击队，我看可以答应他，只要放我回去了，就不由他了。我马上把队伍带走。”
谭震林从策略上考虑，对张开荆说：“同他拜把子以后，尽快回游击队去。回去后把情况说清楚，以后进行动员，力争后天晚上把游击队全部拉到龙岩去整编。”
张开荆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同敌营长喝jī血酒拜兄弟之后，返回了游击队，很快带着队伍开赴龙岩。
与此同时，温仰chūn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带着报话人员返回龙岩的路上，也被扣在了瑞金。邓振洵、李坚真到龙岩办事，途中听说谭震林被扣，急忙返回瑞金，以新四军联络参谋的身份，与huáng才悌jiāo涉，要他们放人。huáng才悌不仅不放，反而把他们也扣留下来。
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复杂。新四军池江办事处、龙岩办事处都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qiáng烈抗议。项英也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了急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全部人员。
谭震林、温仰chūn也和国民党瑞金当局jiāo涉，让电台发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电报后，也和国民党江西保安司令部jiāo涉。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由江西保安司令部发电，命令瑞金当局释放被押人员，批评他们的行动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huáng才悌害怕了，赶忙归还了枪支弹药、电台以及印信、符号等物件。还摆了一桌酒菜，赔礼道歉。
既然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就应该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也不能不依不饶。这与坚持原则是两回事。
所以，谭震林对他们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们事先也没有通知你们。”
“怪兄弟无知，实在抱歉抱歉，望今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谭震林不失时机地宣传新四军的政策：“团结抗日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两党团结一致，中国就有希望。”
……
这就是“瑞金事件”的前前后后。说谭震林是叛徒的人，先是抓住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一行人释放为由，认为这其中必有jiāo易，否则怎么能释放他们?
搞来搞去，查来查去，觉得这个问题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又提出谭震林让游击队的负责人和敌人拜把子，是叛徒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许你为自己辩护的，谭老板就是有一千条理由，也无法说清。
好在当时毛泽东并不糊涂。他认为，说谭老板是“叛徒”，缺少确凿的证据。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中间又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是有策略、有巧妙办法的)，所以，一直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向全党全军发文件，说谭震林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权威可说是至高无上的，但也不能说他一手遮天。有些事情，他说了，也未必算数。尽管他在谭老板的“叛徒”问题上没有表态，“江青反革命集团”却依然在全国造成了“谭震林是叛徒”的广泛影响。
为肃清这种影响，中共中央于1980年1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为谭震林平反的通知。谭老板身上被泼的污水才得以洗清。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正直的人让谭震林肃然起敬。
政治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老百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生末净旦丑。“文化大革命”这个舞台，使人性中的伟大与卑微，善良与丑恶bào露得淋漓尽致。
当江青等人从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段插曲的序幕便开始了。
与会者中间，有那么一位参加革命年头不少的先生，我们隐其姓名，叫他为H君。听完江青的讲话，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回到驻地，赶紧铺开纸张，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写信。
信中说，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他“心情十分激动”，革命的警惕性空前提高，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利害关系，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除了表示他的耿耿忠心，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他在天津某局工作时，领导了当时的肃反工作。在整理敌伪档案时，发现过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信中明确写着，到解放区之后，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谭震林云云。
H君为了证实他的说法的可靠性，声称天津市某局的领导同志陆××、温××知道此事。
请注意这封信的发出日期：1968年3月28日。江青在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诬陷谭震林是叛徒的时间是1968年3月27日下午。
按照信的字数和写信时认真程度，H君没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是写不好抄不清的。也就是说，听完报告就写信，写完后立即发出去的。——这倒是真有点时代特色，“执行指示不过夜”嘛!
H君写这封信的动机，我们无从考察。有一条可以肯定：他的神志是清醒的。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个受共产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压力，而主动写这样一封信，就给我们许多思索的空间。
也许他的确看到过这样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不便说出来，现在上头揭出谭是“叛徒”，他才正式给中央写材料。
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等于诬陷谭震林是“内jian”，比“叛徒”更进了一步。
也许他记错了名字，把本来不是谭震林的事，记在了谭震林的头上。
也许是同名同姓的人，根本不是这个谭震林。
但愿他不是落井下石，想借揭发谭老板给自己捞点什么好处。但更愿他不是虚构这样一个情节，来向别人表示什么……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连夜写出来的白纸黑字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后来H君怎样解释，这个存在是客观的。
戏剧性的事情在后头。
这封事关重大的信，很快转到了首脑机关，并受到了特殊的重视。
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江青的案头。她读完这封信，其神态不得而知。只是从桌上摸了支铅笔，立即批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要他“核实并报”。
这封信被列为机要件，送到了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