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组织人在司令部开我的斗争会，huáng永胜派人去看。说实在的当时司令部的多数还是保我的，斗不起来，huáng永胜就发了脾气，说广州军区司令部是一潭死水。
在huáng永胜的压力下，有些人就开始揭发我的所谓问题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发动了起来。
这里我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的秘书。古人说“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一点都不假。这个秘书平时对我很好的，大事小事都想得特别周到，有时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替我想到了。我的脚是有了名的香港脚，他跟我出差，主动给我洗脚，涂药;所以我夫人说，这个秘书真是不错。我也觉得他很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人家要他揭发，他就说我好吃，好玩，经常借工作之机游山玩水，借看地形时打猎;而且说我很懂得吃，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的地方特色……他还揭发我，有时在办公室不办公，专门看小说。他的这些材料送给了huáng永胜，huáng永胜大发脾气，说：这都是些什么jī毛蒜皮，一点高jīng尖的东西都没有!
huáng永胜又给这个秘书施加压力。要他必须揭发出“高jīng尖”的问题来。并且把这种揭发提到了路线高度，揭出了“高jīng尖”的问题就是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个秘书就揭发说，我住的小楼上经常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他说我的楼上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电台。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样的揭发多么敏感。一个惊人的“故事”编造出来了——陶汉章家里有一个电台，直接和台湾联系。而给我开车的司机是间谍组组员，我的夫人黎朗是组长，我也是特务。
问：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真的有人相信吗?
陶：怎么没有人相信，人们还确信不疑呢!还有更叫人难以相信的呢，他们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找到了我的二女儿，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他们问她，你夜里听到过你爸爸房里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她说，好像听到过。这下好了，陶汉章的女儿都说他们给国民党发电报，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要说残酷，那可真叫残酷，我的司机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呀!我的夫人也被折磨死了，这是后话。
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这一级的gān部，有过什么抗争吗?
陶：大的抗争说不上，但也和他们作了不少的斗争。我们先是被搞到从化去参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就是在温泉的时候，发生了“主义兵”劫狱的事情。前面说到过的我的那个二儿子，听说我被关在了温泉，一天晚上就带了他们的“队伍”，想把我们给抢出去。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半夜听到枪响。他是一群孩子，怎么能把我们给劫出去呢?
他们的举动不光没有帮上忙，反而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了，几个孩子被赶到了一间小房子里，没有吃的，就出去拉板车，挣一点钱来买饭。有一天，二陶拉着板车在司令部门口过，偏偏被huáng永胜看见了。huáng永胜说，这不是陶汉章的小儿子吗，他是敢玩命的，说不定还会行刺，把他抓起来。这孩子也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后来又给送到了湖南。
问：在湖南的情况是否要好一点?
陶：不是的，只能说是更差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监视着，就是上个厕所，也要用枪顶着你。吃的饭不能叫饭，住的房子四面透风。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对你的非人的批斗。三四个人不停地围攻，要我jiāo出电台。我反问他们，你们见过电台是什么样子的吗?我能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说态度不老实，于是不让我睡觉，连斗了三天三夜。我夫人受得罪就更多了，她被踢得肚子出血，顺着裤腿往下流……后来，她得了癌症，也不给治疗。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折磨和法西斯集中营差不多。
一直到了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我们的情况才好了一些。唉，“文革”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