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再次解剖自己，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不怕脸上发烧，不怕丢威信，坦坦dàngdàng，光明磊落。他的话是这样讲的：
“‘五风’主要来自上边，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家再看看我在1958年写的论夏季大丰收的文章，在郑州农业书记会上的总结，在河南gān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9年在郑州谈争取小麦大丰收的问题和棉花现场会议上的讲话，都有‘共产风’、浮夸风的瞎指挥，而浮夸风尤为突出。所以说，我们中央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
谭老板曾经说过，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我们才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他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书面检讨，并亲自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他批jiāo“七千人大会”。
邓小平很快作了批示，认为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不必在大会上作书面检讨了。
谭老板觉得，总书记说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并不等于说自己的错误就可以闭口不提了。他先在农业口的分会上作了检讨，又把稿子在农林水利口各部的党员科长以上gān部中传达。
该检讨的检讨了，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了。但谭老板并不因此而完事，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到底应该走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怎样的政策才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如果按照“七千人大会”的思路发展下去，谭老板或许能够进一步探讨清楚这个问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愈来愈占上风，谭老板不可能脱离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思考这些问题，更何况他是一个紧跟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人呢!
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老板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也愈来愈多。
现在，他经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赞叹?
有人说，人到了晚年容易固执，很难接受新鲜事物，更难承认自己的错误。这话虽然有道理，但在谭老板身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接受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并热情肯定，加以赞扬。而对自己在职在位的失误，毫不避讳，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谭老板从农村回京以后，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接见中国、联邦德国经济混合委员会农业粮食工作小组德方组长、联邦德国农业部会议国务秘书加卢斯率领的代表团。会见前，他与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士谈起了农业问题，态度鲜明，充满了自我批评jīng神。
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铿锵话语，许久留在人们的心坎上——
“过去，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危害很大。现在变化了，形势很好。虽然农业的经营形式多种多样，但集中起来都是搞生产责任制。过去急于搞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还是现行政策符合实际情况。”
他甚至还说：“国家正在起变化，农业形势很好，搞了生产责任制，效果好。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有了自主权。因此，也就有了责任心，今年农业有个大发展。可是，我们有相当多的gān部对推行责任制思想还不通，不赞成。这个接见室是安徽厅，安徽省今年粮棉大幅度增产。这主要是责任制的效果。”
这就是谭老板，一位心胸宽阔、令人尊敬的老人。
谭政大将书生气
他说：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降为副主任以后，他的心情是不好的，但还改不了他的“夫子”气……
邓小平在他的信上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
书生气至死不改，到了晚年，他还在为笔墨官司“较真儿”。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儒将”。就是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十员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而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
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酸气，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然而，政治家对儒将身上的书生气是很警惕的，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还有人告诫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当然也有人歌颂书生气，赞美这种书生气，多年来，不是有人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吗?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到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他说：什么“三八作风”?
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不仅反映在他对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也反映在他平时的讲话上。他有过不少的创造——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等等。公道地讲，他这种编串子的办法，有时候还是很起作用的，起码能使人们把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变得好记了……
但是这种归纳有时候很有片面性，甚至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当然这都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们恐怕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谭政大将就提了出来。
那还是在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广州参加的军委会议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八作风”这个说法。这是林彪的一个讲话的征求意见稿，林彪把毛泽东当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来了个大概括。
谭政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容易说混了。需要再斟酌斟酌……”
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总本人的意思，不是秀才们概括的。谭政说，林总说的也不是不能改嘛!
不是他不了解林彪，他们在一起共事有几十年了，对方是怎么一个人都很清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林彪对政治工作的事很少过问，也还听得进他谭政的意见。
可谭政怎么也没想到，林彪会把他的这个提法拿到了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没有想到这个提法在会议的文件中出现。
谭政拿着中央的红头文件，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白纸黑字，“三八作风”直刺他的眼睛。
多年来谭政心目中“全党服从中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对于中央的文件是不会有二话的，他赶快布置总政宣传部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准备工作。
宣传部起草了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
恰在这个时候，另一封信也送到了他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