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chūn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1952年底、1953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缺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并不得不从1953年3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9节 甘冒政治风险
1953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chūn、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决定，规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的141个建设项目，投资比例，农副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对于一五建设各项目的实施，陈云极其重视。1952年初，一些项目开始设计的时候，陈云就主持中财委党组会议进行了讨论。鉴于建设新型工厂还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làng费，中财委提出：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jiāo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这次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凡属举办价值50亿元(旧币)人民币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一切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均须经过中财委党组审核，分别呈请政务院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各有关部门对于设计和审核工作应该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陈云还亲自为中财委党组起草了几份关于审查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不少是由陈云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gān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
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吃饭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解放前饥荒不断，人民的死活没人管。建国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 ，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chūn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làng，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qiáng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gān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jiāo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三，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五，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六，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chūn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jiāo售。 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