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尽可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改变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主观的愿望必须与客观条件相适应。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现代工业少得可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主义阵营各国愿意、而且确实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援助，但因这些国家自身在战争中受创甚巨，因此这种援助虽然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可以争取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尽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如何处理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愿望与新中国自身资金、技术、物质基础等资源局限不足的矛盾，制定合适的发展速度，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1954年6月30日，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同时，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是紧平衡。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总的说来，这种平衡是紧张的，是积极的，但是总要有个限制，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紧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规模和最快发展速度。
但对这样一种确定发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认识上并不一致。1955年7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gān部象“小脚女人”。 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主张不要按常规走路，“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由于从指导思想上抛弃平衡观点，就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大都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面对这股建设高cháo，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副总理，虽然也为这种积极性所鼓舞。但由于他们职责所在，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于是，1956年，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
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在具体工作中削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建设规模后，陈云并没有就此满足。他通过总结了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防止冒进的理论。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将这一时期的思考作了系统整理和完善，在会上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这篇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总结了“一五”建设特别是1956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通过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来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观点。
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1956年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都紧张。因此，要找到制约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办法。
他说：“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和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讲话中提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一些制约方法，主要是：(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须的生产部门最低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 ，剩余部分用于基本建设;(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必须瞻前顾后;(5)要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由于反了冒进，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如果照这样的势头继续前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极有可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时期。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宣布成立陈云任组长，李富chūn、薄一波、李先念、huáng克诚为组员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成功地制订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后，陈云把目光投向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11节 陈云不得不一再检讨
陈云考虑，一五计划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jiāo通，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但实施中也可以看出，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前进的后腿。二五计划时国家建设投资还是要增加，人民购买力也会相应增加，但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的供应量增加的速度慢，每人平均供应量就难于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
因此，陈云设想，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特别是要注意农业的发展，解决好人民的吃穿问题。他认为，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和事业费84亿元并不算多，发展农业主要放在了合作化上面，从财力物力上看也只能这样。但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