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jiāo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yīn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huáng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卫星”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gān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核实，有关部门报告陈云，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斤。如果确实产量这样少，粮食困难程度的表现，以及大挖库存，就都说得过去。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够缓解形势，搞到粮食，事情大有可为。陈云得知消息的当天，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粮食状况核实以后，陈云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难关怎样渡过?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地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飞来，共和国的领袖们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实是残酷的，从粮食似乎多得没法处理的梦幻天堂，掉到处处饥荒的人间地狱，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qiáng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chūn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chūn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粮食越来越少，调剂来调剂去，连原来的粮食主产区也开始告急了。中央到处想办法寻找粮食，主意甚至打到了边远地区粒粒可数的所谓“死角粮”。到处都缺粮，调剂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机bī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粮食以外的地方。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jīng、小球藻等。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光靠这些，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chūn青huáng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显然，国内的粮食潜力已经挖到了尽头，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1960年12月上旬，陈云根据在各地的考察了解的实际情况，约粮食部部长陈国栋谈话，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确定进口粮食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
虽然进口了大量粮食，但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陈云还在想其他救急办法。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帐：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这两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给水产部门增加一些捕渔船和捕鱼网具，以增加捕鱼量，给群众增加动物蛋白。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