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jiāo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pào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gān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gān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2.2 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吴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党的指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宣传部长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主编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环球》;一方面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着不同团体和派别，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当时，在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派别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有某种原则意义，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狭隘的情绪和偏见。这不利于革命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qiáng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当时，潘汉年同志是文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
我在潘汉年同志家里同他接上了头。那时，潘汉年同志夫妇俩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间厢房里。我们的初次谈话很自然，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他向我介绍了革命文化界的状况，分析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我觉得他的谈话是客观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当时，文委每周或隔周开会，会议地点不定，经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里，大家装作喝咖啡闲聊天的样子，作为掩护。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时，则到潘汉年同志家里开会。通常参加会议的有文委成员朱镜我、杨贤江、李一氓、王学文、李初梨、彭康、冯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讨论文学问题时，也请夏衍同志参加。
潘汉年同志在领导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当时革命文化界里面各种意见很多，特别是“创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鲁迅先生不和谐，有些成见。潘汉年同志能够超脱门户之见，和鲁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对原“创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潘汉年同志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机智灵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来往自如，从容不迫，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种联系，为进行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他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天总是在东跑西忙。潘汉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虑个人安危，总是那么乐观。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国主义巡捕、国民党特务到处游窜，潘汉年同志轻蔑地说：那群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怕他们，总是有办法的。
大约是在1929年11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汉年同志谈了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要闹这个派那个派，争个不休;二是我们要尊重鲁迅先生，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社团，统一和加qiáng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个方面的领导。潘汉年同志很同意这些意见，表示自己也有这些想法。我们jiāo换了对于工作的一些具体设想。随后，文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潘汉年同志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会后，我和潘汉年同志约定一起去拜访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