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鲁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我们和鲁迅先生约好在内山书店见面。不久，我们按约定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间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的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大约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的二楼，文委召开了“左联”的一次筹备会，大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是一个茶话会的形式，由潘汉年同志主持。鲁迅先生到会讲了话，大意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会上我也作了发言，一是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艺团体应当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当时苏区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形势很好，我们革命文艺界也应当放弃过去的论争，广泛地团结起来，创造中国革命文化斗争的新形势。二是说在这个斗争中，大家要拥护鲁迅先生，把鲁迅先生作为我们革命文化运动的旗帜，向敌人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大量的组织工作是潘汉年同志承担的。他对上海文艺界情况熟悉，jiāo游广泛，活动能力又qiáng，联络了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镜我、杨贤江、彭康、李一氓、冯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次筹备会开过不久，我由于受到王明的诬陷打击，被撤了职，离开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没有能够参加“左联”成立大会。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就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十分反感，曾不断有过斗争。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书，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罗织罪名，把我撤职。并布置在文委系统内对我进行批判。汉年同志对于王明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并不赞同，更反对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会”上，他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我被撤职离开文委后，在地下支部“锻炼”期间，尽管经常要在晚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但我总是关心着汉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汉年同志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潘汉年同志等战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经常撰写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联”的刊物和书店发表、出版，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对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拥护。以后，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和汉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32年，我被党营救出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汉年同志也从上海调来苏区中央局工作，我们又见了面，久别重逢，十分亲切，不禁回忆起在文委期间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同年11月间，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人来苏区和我党联络共同反蒋抗日。潘汉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军来人接洽，随后又作为我党的代表到福州进行谈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阻碍，红军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配合十九路军，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败了。我们红军的情况，也就更为危险了。
1934年10月，我们一起随中央红军长征，潘汉年同志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在工作上来往就不很多了。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从这时起到解放战争，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初，我们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我是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当时，我党刚进入大城市，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得不可开jiāo，没有坐下来闲谈叙旧的时间。我总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去登门找他，往往又顾不得多谈，潘汉年同志每次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仍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
我和潘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1955年。这时我在北京工作，他从上海来，在中南海遇到了，没有来得及多谈。没想到不久就传来了潘汉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说法，使我大吃一惊。我讲不出更多的根据，但总感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想象，难以理解。大约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吧。确实的，多少年来，我心目中的潘汉年，还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战斗时的那个生气勃勃的“小开”，总是蒙不上一丝一毫“内jian”的影子。不论经过了多少岁月的磨洗，不论在何种场合，每当回忆到30年代的斗争，回忆到文委、“左联”，我总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汉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庄严的工作。
而现在，20多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我心中激动不已，不可想象的，终于可以想象了，难以理解的，终于能够理解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给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会被几句诬陷不实之词所掩盖和湮没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2.3 “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原题为《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本书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冯雪峰
我与潘汉年初次相识，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gān事，到1930年chūn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