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jiāo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huáng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jiāo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4.2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载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忆潘汉年同志》，收入本书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胡愈之
党中央对潘汉年同志的估价是很高的。诚如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里说：“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是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环境，他在不平凡的对敌隐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而他又是从来很少表扬自己的，所以他的伟大的战斗的一生，很少为党内党外所知道。
我和潘汉年同志相识是在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南昌、武汉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创办了“创造社出版部”和《幻洲》杂志等。我对出版工作有兴趣，所以和他有往来。到了1939年1月，我离开上海去法国，以后就没有和他见面。现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代表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联系，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和随后以文化界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上海党中央受到了破坏。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间。他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①
①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huáng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