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八一”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盛讲此事先要问潘。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yīn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jiāo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cháo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jiāo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jiāo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5.3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 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