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jiāo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jiāo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jiāo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jiāo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jiāo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jiāo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qiáng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人民正在欢度新年、chūn节之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轰炸上海。“二六”轰炸后，潘汉年副市长立即陪同陈毅市长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充满了对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bào行的无比愤恨。
当时正值旧历年关前后，“二六轰炸”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时，上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难，刘长胜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他俩以极大的毅力，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jīng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业家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长常常见面，有时他还到我家来。在“二六轰炸”后，有一天晚上，因劳资争议较为紧张，劳动部门打电话来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长刚到我家谈话，他接过话筒在说明自己身份后说：你们怎么在夜里还打电话找人，明天再说吧!把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纱厂一些工人因劳资争议问题，上门找一位著名的工业家。那位工业家打电话给潘汉年反映情况，他立即打电话转告陈毅市长，并果断地排解了一场严重的纠纷。这位工业家说：潘副市长jīng明gān练，处事有魄力，至今印象还很深。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政府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当时有一家由金城银行投资的纱厂，发生资金困难。潘汉年获悉后，指示金融业要同生产事业相结合，并责成有关部门主动找他们商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使该厂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还有一位棉纺业大户，解放初期从国外带进一笔资金，恰巧遇到“二六”轰炸，这笔钱全部用罄，生产发生困难，结果也是在潘汉年亲自关心下，通过贷款帮助他度过了困难。事后，这位工商业者说：“共产党办事gān脆，有肩胛。”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轰炸后，引起上海市场物价很大的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来沪加qiáng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挤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在私商粮食代销店门前排成长龙。那时，有位外国专家向我们工商局建议说，光靠私商代销，还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国营零售牌价分配到市民手里，米价也很难稳定，必须立即开设国营零售粮食商店。我们就把这建议向刘晓和潘汉年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我们还在主要地区开设合作社门市部，供应日用工业品。从此，上海人民那种长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严重威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潘汉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决果断决策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