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生活在基层,十分了解民众的疾苦,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贫富尖锐对立,社会危机四伏,他深深地感到不安.遇到灾荒年景,看到老百姓饿死道路的惨状,他常常对案不能食.家中的人看他吃的粮食太粗糙了,想给他舂一下,舂细一点,他告诫家人说"到处有饿死的人,我们吃粗粮蔬菜都应感到惭愧."他试图从古代儒学的政治理想中,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方案,这于熙宁变法的改革思cháo是同步的.不过在具体方案上,他却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方针.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准备实行变法.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存张载,说他"学有本源".神宗于是召他进京,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阐述了自己以三代之治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托古改制是古代改革的传统模式,王安石变法也是拿《周礼》作依据的.
神宗听了他的话很赞赏,准备立即重用他,但他推辞了,说他刚从外任上来,不熟悉朝政,等观察几个月以后看能不能有所贡献.以后王安石又找到他,请他出来参与新政.他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委婉地表示自己的主张有所不同.张载的改革主张和王安石的变法在改变贫富不均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方法和手段却不相同.王安石首先是以法律手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就侵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些新法也没有马上给农民带来解决贫困的实惠,同时,变法与守旧,新党与旧党,南派与北派的斗争又jiāo织在一起,使得斗争更加复杂.
在这场斗争中,张载虽然采取中立的立场,但他原来的关系却与旧党比较接近.于是,王安石命他到浙东审理一个案件.第二年,案件审理完了,回朝复命,正碰上他的弟弟张天棋上书反对变法受到贬职的处分,他感到很不安.他的做官本来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激流勇退,辞官回乡,继续他的学术探索.
张载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也是从《周礼》那里找到根据的,他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来解决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他想从土地制度入手,根本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认为变法是应该的,但王氏变法的具体过程失之急躁和烦苛了,"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
他的恢复井田制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古代的井田法把天下之地"棋布画定",分给农民.分得的土地不准出租和招佃,由国家统一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地主不准多占土地,为了照顾原来土地多的地主的利益,就按照他们原有土地的多少、分给他们做一个田官,这些田官可收一定区域土地的什一税,所以也会赞成改革.任命地主为田官的办法,只是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施行.
过一二十年后,田官就要择贤,不能世袭了.这个既要平均又要维护等级制的改革方案,充满理想色彩.因为张载没有接近过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个方案,也基本上是纸上的计划.他回到关中隐居后,还试图和朋友们一起买一些困地来进行这个井田试验;他说:"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他的计划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后,广储畜、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实现所谓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这与他学术上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目标是一致的.试验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张载对他的理想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古代的分封制,由于宋以后皇权专制的越来越加qiáng,所以从宋到明不断有学者提出恢复井田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样的问题.huáng宗羲甚至从屯田论证井田制的可行性.其目的是想增加地方自治的权力,以克服越来越qiáng的集权造成的种种弊病.与之同时,则把维护等级制度的忠孝伦理建立在血缘宗法的社会关系上.张载提出:"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注]他的改革方案,既有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内容,又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本格局.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在这个总的社会政治理想方面,他既是真诚的信仰者,又是注重实际的推行者.
三、求新创关学 破矩超前人
熙宁三年,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从此,他潜心讲学,发奋著述.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他在勤奋的学习和钻研中自得其乐.《行状》
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jīng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在文化的海洋中刻苦地求索,在理论的山峰上孜孜不倦地攀登.在这个期间,他还开始招收门徒,传授学问,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关中学派.
北宋时代的新儒学运动,因为五代之后传统的儒学已经发生了危机,政治家失去理论兴趣,只知道讲功利之学;儒生又困于章句而不究义理;佛道之学则尚虚无而不涉实际.
因此,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成为时代的使命.张载自从走上学术道路,就一直怀着这种使命感.
在这段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西铭》一文.《西铭》又名《订顽》,是他在横渠镇讲学时写在西边窗户上的一篇铭文.全文只有五百多字,是供学生修养的纲领,但它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天人一本讲起,以仁孝为核心,阐述了张载的基本哲学观念和政治伦理思想.二程最推崇《西铭》.程颢说:"孟子之后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皆备于此."天人一本,这是新儒学的共同信念.但这个本是什么?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却有不同的回答.关学是以气为本,洛学是以理为本,这个本的不相同,表现出两个学派的学风也不同.关学注重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对于天文、地理、兵法、医学、礼制都进行广泛的探求.洛学则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讲学问就是讲修养,读书主要是"涵泳义理".所以二程批评张载的学术,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这正好说明张载的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异趣的.
与关学、洛学同时并存的,还有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
王氏新学也因他颁布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主要是为他推行变法的政治改革服务的,蜀学则以文学著称,因而都不能成为哲学化的新儒学运动的主流.此外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周氏本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因为他是第一个探讨儒学本体论的,又当过二程的老师,开创之功不可灭,所以后来尊他为濂学.实际上,作为北宋新儒学运动的gān城,就只有关学和洛学了.
张载开创的关学,在他关中讲学的时期,已经是门生云集,影响很广.据《宋元学案》和张骥的《关学宗传》记载,当时关学的阵营已经很大,著名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还有苏囗、范育、薛昌期等.受学于张载的则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等.但到张载身后,由于他生前不是名公巨卿,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富厚的田产、宗族,关学的阵营开始衰落.他的著名的弟子三吕和苏囗投入二程的门下,关学开始洛学化.只有未及门的弟子李复还在坚守张载的正传.到明代,关学曾一度复兴,但是关学的内容却打着程朱的旗号.只是到明末清初的李囗和王夫之,特别是王夫之,重新推崇张载为正学,把张载的唯物主义宇宙论发展到一个最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