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魏了翁提出了"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主张.
这条主张是根据朱熹"正君心是大本"之说而来.它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的思想.如何正君心?就是要求皇帝做到"正心诚意",不能以一人之好恶为用舍.(《文集》卷42,《安少保果州生祠记》)他认为这是管理好国家的根本.
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广开言路以通下情.他对皇帝说:"岂有言脱诸口,必使心同声并谈而莫予违也,此风一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远,尤非国家之福.
唯陛下亟图之."(《文集》卷19,《奏议第四扎》)他甚至要求最高统治者"亲贤而远色,清心而寡欲"(《文集》卷19,《奏事第三札》),更要做到"舍己以从众,举贤而逊能"(《文集》卷18,《应诏封事》).这些言论,表现了魏了翁敢于"犯颜直谏",不同于那些处处投人君之好恶,一味阿谀逢迎以求得志的鲜廉寡耻之徒,表明了他的正直无私的性格.这种提出限制皇权的大胆言论,在历史上曾有董仲舒提出过,他企图用"天人感应"的神权说教来限制皇权,结果是差一点丢掉脑袋.朱熹和魏了翁企图用"正君心"的办法限制皇权,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然而这个主张同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是相抵触的,对他来说,无非是缘木求鱼,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针对南宋政权的机构痈肿、官俸开支庞大,提出了裁减冗员的方案,同时还提出省用、理财,讲求实功的建议.在理财的问题上,魏了翁不象其他理学家那样,把义理同功利对立起来,相反,他主张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如他说:
"众寡qiáng弱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文集》卷47,《黔阳县学记》)只要是从义理出发,凡符合义理之是非标准的事功,其所产生的利害关系,就应该予以计较.
此外,他还提出了解决兵制腐败、军队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一些建议,如要求令军队屯垦戍边以开发边疆农业、增加军粮储备、加qiáng边境防卫力等等.
四、兼收各家之长 创立一家学说
魏了翁的理学思想虽然是从程朱那里继承下来的,但由于他具有求是治学的态度和比较开放的治学方法,所以能够扩展视野、广览博收众家之长,使之为己所用.
前文述及了翁服膺程朱,早年从朱熹弟子辅广、李燔处接受了朱熹的学说,并称朱熹"集濂洛之大成",又说"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他用了大量的jīng力学习、研究和传播程朱理学.然而,在他的学术活动中,并未以此为满足.魏了翁的学问,qiáng调"道贵自得",他在《答周监酒》中说:"本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欲不愿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技底见活jīng神也."(《文集》卷36)他不固守门户,其治学途径是以研习朱熹之学开其大端,继而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此外,他还善于采纳各家之长,使之为我所用.魏了翁于公元1225年谪居靖州后,在那里主办了鹤山书院,各地来此求学之人很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的门人叶元老,并留叶在靖州客居数月.共同读书论学,他还和陆九渊的后学如陈和仲,以及袁广微兄弟等人结为密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的《慈湖问答》,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此后,魏了翁便开始把理学和心学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魏了翁的学术思想中,同时还接受了浙东事功学派的一些影响.在当时,除朱陆的学说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力之外,浙东事功学派著名学者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学说也比较流行.魏了翁主张把事功同义理统一起来,如在理、欲关系上,他不象程朱那样,把二者视为水火之不相容,他认为只要是合理的欲望,就是不可"灭"的,如"饮食男女"之欲、即人们求生的欲望,是无可非议的.这就说明,他在理欲关系上也有事功主义的倾向.
下面介绍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一)由"理学"转向"心学".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笃信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
他于公元1205年在临安结识了朱熹门人辅广、李燔之后,常常同他们在一起"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从过去"只喜记问词章,所以无所不记",转而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为学".乃取朱注《论语》、《孟子》等书,"字字细读"(《文集》卷35,《答朱择善》)由此便服膺了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在宇宙观上,他断言"理"是"参天地、宰万物"的最高本原.魏了翁说:"自有乾坤,即具此理……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此者."(《文集》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因此他又说:
"此理"乃是"天下万物之学".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理,是"参天地、宰万物",决定社会变化发展的唯一根源,是整个"天地自然之则",因而是"万世之学".由此可知,在其理学活动的第一阶段,他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
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善于独立思考的注重实际的魏了翁,发现了程朱理学的一些弊病,如它的烦琐、迂阔和空dòng不实,不但使学者难于掌握,而且它被一些人用作"藻饰词辩之资"和"给取生利之计".这些人标榜理学,讲论理学,实际上是把理学作为沽名求利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魏了翁便逐渐抛弃了朱熹理学中的那些烦琐,迂阔和空dòng的东西,着手重起炉灶,将理学与心学融为一本.企图用陆九渊"切己反省"、"发明本心"的易简功夫来整治人心,以克服朱学的弊病,以期达到挽救统治危机之目的.为此,他发展朱熹理学中的心学成分,以其同陆学接轨.朱熹说过:"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朱文公集》卷67)又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以此为中介,魏了翁把朱熹理学中的客观唯心论转化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把心、理融为一体,提出了"义理之说"是"千百载而一目,千万人而一心"(《文集》卷65,《题周子靖理斋铭后》),"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文集》卷52,《达贤录序》)等等,qiáng调心、理融合的说法.这个思路,就是把程朱所讲的理或天理加以主观化,断言理只存在于千万人的心中,只要他们能够"推是心也,见善而迁,有过而改",天下国家"必将如风厉雷迅,不晷刻安也"(《文集》卷50,《邛州白鹤山营造记》).
魏了翁发现了理学对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不足之处,发现了它难以真正奏效,所以他才转而企图用心学去整治人心,以达到挽救危机的目的,这就是他从理学转变到心学的主要原因.
然而,魏了翁所讲的"心"同陆九渊又有不同之处.其不同点之一就是他qiáng调心理合一.即所谓"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民心所同则天理"之说同他的"民与天一"之说是一致的.不同之二表现于他讲的"心"是超脱个人主观意识的"千百载而一日,千万人而一心"的心,是一切人的共同之心,它超越了个人的主观意识,是具有客观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