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chūn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chūn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jīng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注].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
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注].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chūn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cháo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huáng震曾说,本朝经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