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还对有“品位”的官员提出了四个要求，称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对个别部门更提出了带有针对性的要求，例如，为考校之最 ——扬清激混，褒贬必当。为判事之最——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一共“二十七最”，为贞观之初立制，每个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尽心尽责。太宗更以“居官谄诈，贪混有状”八个字来判定德行为“下下等”的官僚。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道：“治理天下以民为本。欲使百姓安乐，唯有选拔合适之人出任刺吏、县令。”太宗深表同意，并断然要亲自挑选刺史。他还亲录刺史、都督之名于宫中的屏风上，随记其功过，以备升贬。另派李靖为黜陟大使，巡视全国政务，考察官吏勤惰。
对于官僚的贪污问题，唐太宗除了用刑罚之外，主要是要令众臣从心底里明白“贪”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向大臣们举了一些例子。太宗举例说：“曾有秦惠公要伐蜀国，但不知路线，于是令人刻了五头石牛，然后在后尾各放一面金块。蜀人以为这是拉(排泄) 金粪的牛，连忙把它们拖入川。秦军顺着地上的痕迹追踪，后来灭了蜀国。”
太宗还提醒群臣说：“鸟栖于树，犹恐树不高，故结巢在树之巅。鱼藏于水，犹恐水不深，故xué居在水之chuáng。但两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贪食诱饵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试法!”
为了了解官员受贿的情形，太宗秘密派人假扮行贿者试探这些人。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打算杀了这个受贿的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劝阻说，“做官受贿，确实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贿，设法使人落入法网，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后很高兴，告诉文武百官说，“裴矩做官能够据理力争，不因为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从。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何必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呢?”
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道，“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rǔ。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唐太宗时期，大臣俸禄高，而且大多廉洁守法，所以政治十分清明。
正是在上述统治方针下，在众多良臣的辅佐之下，唐太宗缔造了持续近三十年的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627-649年)。
唐太宗qiáng化王朝制度的措施
唐太宗在隋制和高祖制定的措施的基础上，進一步qiáng化了王朝的制度建设，其合理性和高效性堪为后世榜样。主要体现在：
第一，建立了相对高效的官僚机构。继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全国军政大权集中在三省，皇帝颁布政令，需要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付署才算合法。国家的大政方针，先由中书省研究，作出决定;再由门下省审核，如有差错，可以驳回;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的政令。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即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右仆she，都是首长，以后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都带有参知机务等头衔，所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
这种中央官制的特点是：宰相的权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君主的专权;而同时宰相是政事堂集体议事，三省又相互牵制，又避免了个别宰相的专权。
唐太宗又设立了监察机关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监察内外百官军民。御史台与刑部(司法行政机构)、大理寺(最高审判机构)合称三司。每遇重大案件，三司主事会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也就是后世王朝“三法司”会审的前身。
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隋制，分州县两级，全国共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唐太宗时，还将全国分成十个监察区，即十道。皇帝派观察使不定期的视察道内各州县的情况。
第二，完善了官员选拔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盛开选举”，此后又通过考试选取才士。太宗时常举科目是明经与進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帖经、经义和时务策;進士科主要考时务策和经义。贞观晚年太宗扩大了進士科，提高了進士的進身之阶。士子考取進士后，还需要由吏部复试，复试合格，才可入仕。
科举考试的发展，为才士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它原则上规定，除了宫户等贱民阶层，一般平民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彻底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局面。尽管当时科举考试仍然讲究门第，但随着考试制度推行日久，平民子弟，也可十年寒窗，金榜及第。
第三，完善了教育制度。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下设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种学校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接纳八品以下的官吏子弟和平民子弟。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专门招收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子弟入学。地方上则有州县学。
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必读书目，学习优异者，送往吏部参加科举考试。
贞观时期的教育发展，杜佑在《通典》中如此描述道：“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一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句丽、白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第四，完善了宽简的法律。高祖时，鉴于隋炀帝法烦严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新法，并于624年颁布了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于贞观十年，即公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杂律、捕亡、断狱等。
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对当时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此后的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第五，改革了府兵制。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