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策是蒋介石对日本和对中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并且忍rǔ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联盟。
11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关于“攘外安内”政策的提出和评价下文再详细解读) 蒋介石希望先平息国内中共的叛乱，再全力以赴对付日本。
而在民间，日本的侵略行为引发了中国的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特别在上海的抵制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因为上海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和制造业中心。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运动，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等将领的率领下，首先奋起抵抗。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却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
2月18日，蒋介石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rǔ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qiáng。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rǔ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宣传，均认为只有十九路军在抵抗，慰劳物品，亦只送给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仍在困境下艰苦作战。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rǔ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jīng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因为列qiáng在上海都拥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沪抗战爆发次日，英美等大国就开始在中日间调停。蒋介石本着“和战并用”的策略，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gān涉之机，与之jiāo涉”。
列qiángqiáng硬的态度以及担心国联发起对日本的制裁，使日本于3月3日发布停战命令。此后，中日双方经过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内容上说，这是个丧权rǔ国的条约，因为中国军队丧失了在上海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长chūn建立了“ 第三个中国──满州国”，溥仪为傀儡皇帝，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但是，国民政府利用国际社会进行gān预的策略，不仅赢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为后来的抗战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33 年，日军进攻热河、冀东。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后撤退。上述战斗，亦使日军付出了上百人死伤的代价。不久，热河失陷，冀东成为不设防地带。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出于 “攘外安内”策略的考虑，该协定牺牲了华北的部份权益，比如非武装区的规定。但是同《淞沪停战协定》一样，该条约为国民党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赢得了时间，同时拖延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
此后，日本在华北进行自治运动，并在占领区成立伪组织，企图将华北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它引发了各地的抗日运动，其中包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山西冯玉祥的抗战，绥远抗战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许多壮丽的篇章。
而此时的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1931年11月7日，公开建立了“国中之国-第二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在中共编撰的党史教材中，无不指责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政策，并且qiáng烈抨击蒋的“攘外安内”政策。但是此时的中共面对外侮，除了叛乱，建立国中之国，煽动不明真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舆论上抨击国民党，又做了什么呢?
中共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和其发展
1931 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進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qiáng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進。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bào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 年chūn，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