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早已听到反右风声的作协主席周扬甚至在邀请文艺工作者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yīn谋伎俩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直到6月1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但是仍有许多知识份子不相信中共会阳一套，yīn一套，这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共的历史了。
有人为中共狡辩说：毛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是毛造就预谋好的。我们可以看一张时间表：5 月15日，毛写就《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后才有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鸣放大字报，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 ，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5月30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 等。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覆邀请而“放”出来的。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
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已悄悄开始变调。譬如6月6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6月7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场规模空前、比两年前的“肃反”远为酷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
前文已经详细介绍了反右运动的源起，毛及中共是如何运用“引蛇出dòng”的策略让天真的知识份子鸣放的，本章将接着叙述反右过程和最终结局。
诛心为上─反右运动
6 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页。)
毛于这一天开始正式指挥反右斗争。
6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将工人搬出来，异口同声说“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不答应”。一时间，“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动派、恶棍、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物件。
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工人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工人们“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尽管几天以前他们还给这些右派的言论喝彩，而现在也闹不清什么叫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刘宾雁《从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
农民也说话了：“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几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雄huáng继光的母亲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说话：“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拚命!”
起初，一些知识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会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仍然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中共。比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良英认为这是失信于人民，于是公开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bào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结果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并被定为“极右份子”。
九三学社的顾执中教授还希望中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半个月之后，他就被中共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人民日报》还发了rǔ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顾执中发言和《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顾执中不甘受rǔ，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头向一个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只撞成重伤，未死。
……
中共的流氓嘴脸终于bào露无遗了。道德早已被其踩在脚下。他们首先采取其一贯的策略：让知识份子相互批斗。最先顶不住的是身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6月17日，他首先做了检讨。新华社专门为他的检讨发了报道：“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因中共说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了“反党联盟”，他便攻击章、罗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许多曾经是罗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纷纷站出来“和罗隆基划清界线”。他们本以为这样可以获得中共的宽恕，保全自己，但是他们的检讨和揭发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却没有使们躲过“右派份子”这顶帽子。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着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但是毛和中共早已嫌以往对知识份子的镇压还不足够，因此决定扩大整肃物件。
其次，为了搞臭知识份子，报纸上开始刊载一些rǔ骂性的文章。比如，《人民日报》从6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的到登用文学语言污rǔ右派的文章：《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jī》，《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计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