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看来，谎言重复了千遍就是真理。当资讯贫乏的人们在广播，报纸等媒体中，每天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这样的rǔ骂，也就都相信了中共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
右派们成了社会公敌，哪里有广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类份子” 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从此右派们就成了“不得乱说乱动”的人物。章伯钧所说的“共产党专政”真正实现了。
6月19 日，毛正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于二月间所作的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作了很大改动，补进了他二月时根本未曾讲过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至是很激烈的”一类的话，将“毛毛雨”换成了黑火药。文章还公布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六个“有利于……”，其实核心只有一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已)。至此，“鸣放”正式结束。上当受骗的知识份子再一次成为中共清洗的物件，而且是较以前更为严酷的摧残运动。
7月1日，毛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针对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搞yīn谋，他巧妙的自辩为“阳谋”：“有人说，这是yīn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辞汇--“阳谋”。“阳谋”的真意，按照毛曾经的解释是：“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事实上，毛和中共并非是第一次运用“阳谋”，当年的延安整风就已经一显身手了。当然，这也不是中共最后一次运用“阳谋”，在其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依然可以寻到它踪迹。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从yīn暗的角落里挖出来”了，但是擒贼先擒王，当局真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声讨、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这些“大家夥”。在7 月1日毛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明确点到：“整个chūn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其实，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的说法，“章、罗两人虽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两人同chuáng异梦，互相攻击，民盟中央同志，众所周知……”。毛泽东“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 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三九页，千为民盟中央常委。)
结果一场反右斗争至少划定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内部数位是一百零二万)。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二十三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被打成右派后的人们，表现也是迥异。有的人采取了检讨认罪以保饭碗的态度。如费孝通、储安平、huáng琪翔(huáng曾批判中共学苏联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检讨书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的标题，印在《人民日报》上，发到全国各地。
有的人始终忠于中共，比如老xx党员冯雪峰被党开除后仍忠于党，给也是xx党员的儿子写信道：“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着党走，永远前进。”而女作家丁玲被开除出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之一的刘白羽那里去痛哭：“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页，刘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rǔ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也有人拒绝认错，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残。比如，《北京日报》编辑徐锺师因为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被揪出来斗争。可是在斗争会的台上，人们突然发现：“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盖布裤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rǔ』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五页。)由于“态度恶劣”，几天后，他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知识份子顺从原因分析
那么，为什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的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957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làngcháo(不到一个月)，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评。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làngcháo，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she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事实上，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xx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jiāo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