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的后果和影响
同史达林的直接杀人不同，毛有着更为高明的杀人手法，即诛心为上。他和中共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史达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们同时也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毛和中共终于确立了专制恐怖的极权政治。
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一部份知识份子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xx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然而毛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qiáng。
反右运动给中国造成的伤痛与灾难是至深至巨的。它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或很难愈合的创伤;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条件的破坏无以复加;人口恶性膨胀，伴随着人的生理与jīng神素质严重下降;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贪婪的官僚集团章鱼般附着在中国的肌体之上吮吸着人民的鲜血;1949年以前曾长期为害中国的官僚腐败、盗匪横行、贩卖人口、吸毒、赌博、卖yín等现象现在又在中国重现;又因权力之集中而无能，法纪之阙如和传统道德之败坏，而使社会失去了对于邪恶的任何有效的制约机制。遂使种种罪恶现象洪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开来，其势头之大甚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
右派的结局
没有哪个右派份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锺情于右派。1962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千余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平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徽省作为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1966年文革开始，许许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物件。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然发现，原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当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驱;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物件-- 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在屈rǔ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份子，大约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什么希望了。因而，当1978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右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不过是给一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数人“改正”结论而已，并不念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xx党员则恢复党藉。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1957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而且由于这股势力的qiáng大，很多右派无法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只能是“就地安置”了。而补发工资和补偿问题亦因遭到抵制而搁置。这只能说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
比如邓小平，尽管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坚持认定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其原因是当时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
从反右运动看中共邪恶本性
有人把中共在反右运动中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dòng，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bī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从反右运动中中共采取的种种手法看，其不仅承袭了其一贯撒谎和耍两面派的流氓习性，而且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邪恶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到此为止却还不是尽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中共对国家经济的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反右运动和其前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使毛泽东和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1957年因为头一年农业的歉收，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农村集体化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反而使农业停滞不前。毛和中共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1957年的毛看来，工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慢慢转到投资较少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即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重工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日益膨胀的人口问题。
1957年7 月，马寅初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提出控制人口，得到了毛的赞许。8月8日，中共中央在农村发起“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以此鼓动农民的gān劲。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肯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称之为“四大武器”。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