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为了進一步加qiáng君主权力，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qiáng、官吏進行监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它十二个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進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qiáng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qiáng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qiáng们勾结，搞权钱jiāo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qiáng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蹈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局面出现。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认为较好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可以罢免。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同时，为了选拔有用人才，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的察举制的，一方面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察举制，又称为推荐制，主要是通过各级官员推荐来选拔人才。但不可避免的是，被推荐的人多为推荐者的亲戚或朋友，良才并不多。因此武帝才扩大了察举的范围。汉朝初期察举制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以及德行、学术等科。此外，武帝还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
武帝又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了“太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设立的大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学生是国家选拔的杰出青年和各地郡国推荐的青年。在太学学习一年之后，再進行考试，依照成绩分等级来任命做官。从此，普通的儒士们开始大量的進入国家管理体系。
武帝在经济方面，加qiáng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力，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
一、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关系到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设立盐官和铁官。控制与经济命脉有关的大手工业和大商业。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经营。
二、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gān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它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地。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bào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三、推行告缗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jiāo或者不jiāo，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武帝的这种抑商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使当时的商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武帝时期，还有其它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他的后代也不能做官。这种歧视商人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朝代。
武帝在他即位后的20年里整理币制，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直接控制起来;废销各种杂劣铜钱，统一推行“五铢钱”。 上述经济政策的实行，充裕了汉王朝的财政。
此外，武帝还注意兴修水利，先后修了引谓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渠道，这样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还下令治理huáng河，移民屯边，行“代田法”。
武帝个人评说
史家对武帝的评价各不相同，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雄才大略、卓具眼光的君主，而且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但同时作为一个个体，他能文善赋，风流倜傥，好色、骄傲、虚荣、自私、奢侈享受，又有着普通人性中的弱点，因而也犯过一些错误，比如他爱民如子，同时却又杀人如麻。
与武帝同在一个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描述成一个奢侈、易被方士所欺骗的君王。东汉时的班固则纠正其偏颇的一面，赞扬汉武道：“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朝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朝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汉武帝，说：“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武帝的功绩前面已经详细叙述过，而史家对武帝的诟病主要在于他的奢侈和对外的连年征战。比如他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这次巡游里程和花费都超过了秦始皇。而他的对外征战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不过，武帝对自己的所为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诫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