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在告天祝文中说：“皇天上帝，后土神只，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髃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髃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从此，刘秀脱离了更始政权。而中国历史才又恢复了刘姓汉家天下，進入东汉时期，也称后汉时期。
*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刘秀复汉称帝之时，西面有更始政权，东面有赤眉军，此外，还有刘永割据豫东、皖北，隗嚣割据西北甘陕、内蒙一带，公孙述割据巴蜀、汉中，以及其它大小割据势力。因此刘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完成统一大业。
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大将邓禹在关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他连破在安邑、衙县的更始主力，并控制了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部署。而另一大将冯异也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南下河东13县，迫使更始军十余万人投降，進而進bī洛阳。此后，刘秀采取诱降策略，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
此时，赤眉军已经摧毁了更始政权，同时立汉皇族后裔刘盆子为帝，改年号为“建世元年”。但赤眉军取代更始政权之后，同样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而且法纪败坏，bào行不断，引起百姓的怨恨。
建武二年(26年)，关中方面的形势出现了不利的局面，邓禹与赤眉反复混战，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汉军也遭遇几次失利。刘秀于是改用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冯异迅速调整部署，于次年闰二月，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迫使赤眉军8万余人投降。剩余的赤眉军十多万人在东走宜阳时，被早已断定 “赤眉无谷，自当东来”，并做好严阵以待的刘秀所截，十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刘秀取得了整个关中地区。
在河北初定、关中将定之时，刘秀开始着手削弱群雄，实行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qiáng弱，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先东后西、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了击破关中势力，刘秀采取联陇制蜀的策略，使汉军得以偏师扼守关中，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30年)，刘秀用5年时间，逐个消灭了关东之敌，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
东方平定后，汉陇联合瓦解。陇地的隗嚣成为汉军進攻的下一个目标。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积极争取窦融，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建武八年(32年)chūn，刘秀遣jīng锐2000人，长途穿插，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将隗嚣数万jīng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与窦融的河西军两面夹击，大败陇军。建武十年(34年)十月，彻底击垮隗氏集团，吞并陇右。
刘秀取得陇地后，经短期休整，于建武十一年(35年)chūn，派兵伐蜀。刘秀则坐镇长安，亲自指挥战争進程。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汉军攻入成都，杀死了公孙述，蜀地回归汉室。
刘秀前后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在公元36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刘氏宗族复兴汉家天下的计划，至此才最终宣告完成。
刘秀之所以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有很多，一是他善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二是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三是注意讲求策略，在攻伐中，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一方面严整军纪，一方面采取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等措施。另外，作为个人而言，刘秀豁达大度，史称其才兼文武。
贤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自西汉灭亡、王莽篡位，到刘秀复汉称帝和统一全国，天下凋敝已极，民不聊生，因此极需休养生息。
作为一位了解民间疾苦、体察下情、宽宏大量、厉行节约、听从谏言、勤于政事的圣明贤君，光武帝刘秀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力图重振汉家盛世。
首先，刘秀采取了“退功臣，進文吏”的政策。
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但是刘秀却很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占)征为尚书。而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其次，刘秀建国之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的教训，加重了尚书职权，削弱三公权力，以加qiáng中央集权，即皇权。
在中国的首辅制度中，丞相在汉初制度中算得上是百官之首。汉武帝时，开始重用尚书、侍中等内官直接处理朝政，于是丞相等外朝官员开始失去决策的机会，而只能奉命办事。尚书台原是管理公文发放的机构，所任官吏，年资较浅。尚书令、尚书仅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吏，尚书郎为一般士大夫所轻视。由于内朝的抬头，于是外朝官员只有加侍中、给事中头衔后方能参与决策。
鉴于西汉三公失权造成的祸害，刘秀不设丞相，而“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即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qiáng尚书台的职权。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三公形同虚设。尚书台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刘秀对于朝中大臣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与此同时，刘秀还加qiáng了对宗室诸王的控制，禁止王子、诸王jiāo通宾客，结党营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第三，刘秀承继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先后6次发布命令释放奴隶和禁止残害奴婢，还多次下诏释放罪犯为庶民。他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的政策，将田租由什一税恢复到西汉初的三十税一，还下诏赈济老人和鳏寡孤独穷人。